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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智良“我看到,没有理由转身离去”

苏智良最近一次走进公众视野,是以影片《二十二》历史顾问的身份。研究“慰安妇”问题25年,苏智良身上多了很多标签: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慰安妇研究》作者、南京利济巷慰安所旧址陈列馆首任馆长。
他不太喜欢“慰安妇”这个名词,日语词典里,“慰安妇”含有自愿的意味;他也不认同一些日本学者提出的“日军性暴力受害者”一说,因为这消弭了战时日本政府的组织责任。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苏智良说,幸存者急剧减少,“一个时代总会过去”,但作为历史学者,还是应当做该做的事。
“要允许有人笑场”
问:影片《二十二》剧组,是如何与你接触的?
苏智良:1992年,我在日本东京大学做客座研究员,在与日本学者的接触中,了解到“慰安妇”问题。从那以后一直到现在,25年间,我都在致力于这一段历史的发掘、整理与研究。
郭柯是比较年轻的导演,他主动找到我,想做这一题材,还去拜访了幸存者。相比较而言,我觉得他比较认真,就同意做影片的历史顾问。
问:历史顾问主要做些什么?
苏智良:主要提供历史信息,包括一些幸存者的联系方式,帮助剧组联系采访,对一些历史事件进行讲述。
电影和平时做历史调查,操作手法是不一样的。调查是根据历史信息,把脉络梳理清楚,主要是着眼于历史;电影有其创作规律,是一种提炼的艺术。
问:影片上映后成为“现象级”事件,是不是意味着这一段历史将受到全民关注?
苏智良:之前,我不敢奢望这一领域受到大众关注。过去有个人和机构拍过同类纪录片,关注度很低。这两年逐渐好一些,但是一下子这么火热,还是比较意外。
这样一部电影,帮助我们去重新凝视这段历史,作为研究者感到很欣慰。尽管大部分幸存者已经离去,但这样的关注度,表明了社会的成长。
问:有人观影时发出笑声受到批评,你怎么看?
苏智良:要允许有人笑场,心态要开放。从概率上来说,100万人观影,一个人发笑,那也是百万分之一。
为什么会有人笑,这种现象背后值得反思。前几天,有几个年轻人穿着日本军装在上海四行仓库拍照,虽然这只是年轻人中极少的一部分,但体现出我们的历史教育存在问题。现在抗日神剧频现,很不严肃,消弭了战争的残酷性,对年轻人造成非常不好的影响。如果以后再拍摄类似题材,我希望源于史实,不能歪曲或者消费历史。
“跟老人一起哭,抱头痛哭”
问:当前中国“慰安妇”的普遍生存状况是什么样?
苏智良:25年的研究经历当中,我们找到200多位幸存者,黑龙江到海南都有。如果要勾画一个总体印象,就是大部分生活在农村,且战后关注的人比较少,得到的救助和关爱更少,总体经济情况不是太理想。与同龄人相比,很多人由于战争创伤,失去了生育能力。在农村,没有后代生活得很辛苦。
山西有一个幸存者,她就是孤老。有一次在干活回家的路上晕过去,小山路,没有人救她,醒过来自己爬回家;海南一个幸存者,我们去她家里时,看到一口大铁锅里煮的是野菜,第一锅是她吃,第二锅再放点糠,就是用来喂猪的。
问:因为研究深入,所以你在公开场合很少提“慰安妇”这个词?
苏智良:“慰安妇”是一个日语词,在公开场合要使用,我认为必须要打引号。从日语的词源来说,“慰安妇”是指“到战场去慰问官兵的女性”,有自愿成分。跟一些幸存者解释这一概念时,我们收到很强烈的反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