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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与科学精神
台湾东吴大学刘源俊校长
五四运动迄今已逾八十年。「五四」时代提倡科学,不止因为其实用价值,也注意到其精神及方法(名为「赛先生」)。科学月刊创刊迄今也即将届卅年。科学月刊在「写在零期出版之前」(民国五十八年八月)的发起辞中提到「.......不但要普及科学,介绍新知,并且要启发民智,培养科学的态度,为健全的理想社会奠定基础。」然而必须说,八十年来,知识界在科学态度的提倡与培养这方面,一直是失败的。「五四」时代的「赛先生」不过是昙花一现,很快就为工业建国的洪流所淹没;到现在,则政府「提倡科学」不外两种用意,一是发展技学与技术以利用厚生,增进国防,二是增加论文篇数以提高SCI排名--总之是为急功近利(甚至有些人是想多培养几个诺贝尔奖得主)。
大致而言,科学一词并没有被真正理解;提倡者总是借其名各说各话,以致大家莫衷一是,最后则是掌握最大资源者拥有最高的发言地位。
我深深感觉到,要提倡一样观念,必须用能落实在自己文化中的语言,而且要简单易懂,才能冀其有功,否则会事倍功半,或以讹传讹。「赛先生」是音译,「科学」一词来自日译,都不能顾名思其义,因此不论是提倡「赛先生」或是提倡「科学精神」,在一般人心中一定是不知所云,不过是玩弄名词而已。
日译科学,原有「分科之学」之义,拿来译sciences(诸学)或可,译science则完全不能掌握其精义。science原本之意,其实即中国的「学问」,学问之道在《中庸》里讲得很清楚,要「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精神与方法是知识之所由来。要提倡技学(technologies)须先提倡科学(sciences);而要提倡科学,应先提倡学问(science)的精神与方法。至于学问的精神与方法则不止可以用在知的领域,更可以用在行(做人做事)的领域。
十六世纪以降,西洋「现代学问」(modern science)兴起,发展出一套「科学方法」来,其中包括实验、观察、形成概念、建构理论、验证等,建构理论的方法则有所谓归纳法与演绎法。有理论之后,则可促进技术之进步;此泰西现代文明之由来。
然而,多年来,学问方法固多有探讨,「方法论」且是大学中许多学系的必修科目,学问精神(或「科学精神」)则少见谈论。一般比较熟悉的不过是胡适之先生所说「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之类。若随便问一个人,「什么是科学精神?」或「何谓不科学?」,恐怕不是答不出来,就是不得要领。其实,《中庸》的「博学之、审问之…」一句,若作一现代诠释,似可以涵盖「现代学问」的精义;即:经广泛并仔细观察搜集事情(博学之),拣选其中有用之资讯(审问之),用心形成概念并建构理论(慎思之、明辨之),然后付诸应用(笃行之)。这一诠释可以用到物,也可以用到人世。
务实、明理、善用
由于一般人****用「科学」一词,不察其义,所以有各式各样的误解。其实要说明科学,应分三个层次来说才能讲得清楚,即:科学精神、科学方法与科学知识。
所谓科学精神,可以概括为务实、明理与善用三方面。说提倡科学精神,不如说提倡务实、提倡明理、提倡善用来得清楚明白。若要批评一个人,说他「不科学」,也不如批评他「不务实」,或「不明理」,或是「不善用」。
先谈「务实」。观察、实验或调查都应「无征不信」,即要求证据,而证据应该愈确实愈好。然而任何观察都容有出入(误差),所以完全的「真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