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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屠呦呦获奖反思急功近利的学术计划
9月12日,屠呦呦因“发现***——一种用于治疗疟疾的药物,挽救了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数百万人的生命”(评语引自拉斯克基金会网站),被授予今年的  “拉斯克临床医学奖”,成为获此奖的中国第一人。在生命科学领域,“拉斯克奖”的重要程度仅次于诺贝尔奖,有诺奖“风向标”之称。据此有舆论称,中国科学家终于离诺贝尔奖“只有一步之遥”。既不是院士,甚至没有博士头衔,多年默默无闻的屠呦呦,终于走进了公众视线。(文汇报9月15日)
对于屠呦呦的获奖,有“诺奖情结”的国人,开始憧憬,但内心也充满不安,担心81岁的高龄,会成为其问鼎诺奖的障碍。而其实,如果国人真正期待中国学术能登上世界最高峰,就应该从屠呦呦的经历中,反思这种盘算何时能获诺奖的畸形心态,以及围绕各种成果、获奖,而推出的各类极具功利色彩的人才计划、学术计划。
屠呦呦的获奖成果,出自上个世纪70年代,距今已近40年。如果不是这次获奖,她根本不可能被公众知晓。而这漫长的获奖过程,提醒我们,学术研究是需要靠时间沉淀的,很多大学领导、学术机构负责人希望在自己的1到2个任期内(5~10年),就看到自己的政令结出硕果,将欲速而不达。
在诺贝尔奖获奖者中,曾有取得成果一年之后就获奖的奇迹——华裔科学家杨振宁和李政道从发表论文到1957年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只有一年时间。但更多的,则需要时间对成果进行考验,据统计,,获奖者中35岁取得成果最多。物理学、化学、、、。而诺贝尔物理学奖、化学奖、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的平均获奖年龄分别为: 岁、 岁、 岁。以此推算,诺奖获奖者获奖时间离获得成果时间,平均在10年之后。而如果再加上他们进行学术研究的时间,则从启动该项学术研究到获奖时间,要在15年以上了。
这一时间,相当于我国大学校长的3个任期。这显然是很多大学校长熬不到的。所以,观察国内的学术研究,目前总体的情况是,推出各种学术计划,一般以3~5年为限,要求入选计划者必须在3~5年出成果,同时为了体现“即时政绩”,对教授、学者实施每年一考核,要求每年必须交出多少论文、专利、课题经费,以此兑现工资待遇。在这样的学术管理中,几乎每所大学校长,都可以拿出一把光鲜的数据,表明在自己的任上,论文增长多少、专利增长多少、经费增长多少。
而且,这不仅发生在大学校长身上,整个国家的学术管理,也有这种趋势,其中,比较典型的是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的授奖,据媒体报道,2011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评审工作已经结束,,其中219项科技成果拟授予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这是一个备受争议的奖项,每年都授予200~300项之多,营造出我国科技成果丰硕的景象。然而,这么庞大规模的授奖,已经催生出“成果学术”,一些学术研究还在研究之中,或者得到的成果并没有投入使用,就开始包装报奖,并以获得奖励再去申请新的研究项目。学术研究在利益的驱动下,进入高速运作的快车道,而学术的品质则严重受损。
其恶果已在原创性要求更高的自然科学奖评奖中,得到反映,根据今年的评审,象征中国科研领域原始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