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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魏晋学术的走向与玄学的兴起
向世陵

通常所谓“学术”,指系统专门的学问,但最初的“学术”一词只是动词,即“学……之术”的意思。今天意义的“学术”概念是到南北朝时才开始出现的。在此意义上,可以说中国古无“学术”,“学术”是随着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才逐渐形成的。
中国传统学术,按其本来的内涵,包括今天所谓文、史、哲三家。在汉末魏晋社会中扮演着特殊的角色而又对学术发展发生着重要影响的,则主要是文与哲两家。从建安文学到魏晋玄学,分别体现了密切衔接的前后两个时代的特色,在中国学术发展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东汉初开国皇帝刘秀的“建武”与东汉末献帝刘协的“建安”,一首一尾(转瞬即逝的“延康”忽略不计),是东汉持续时间最长的两个年号,然刘秀的“光武中兴”与刘协的大权旁落、曹魏继起已不可同日而语。汉政权的衰亡与魏政权的新生,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就是紧随建安文学的辉煌成就之后的魏晋玄学的兴起。

(一)同、统与变、常
中国自古虽然没有“学术”,但却有“道术”。历史回溯到上一个天下纷争的战国时代。《庄子·天下篇》云“道术将为天下裂”。并因其裂而将天下道术分成了墨家、宋尹派、彭蒙田骈慎到派、关尹老子派、庄子派和惠施为代表的名家等。在这里,除了墨家和惠施名家外,其余都统属于道家。尽管后来慎到被归于法家,但《史记·孟荀列传》说他本是学黄老道德之术的。由此可见先秦道家红火兴盛的局面。当然,《天下篇》对学派的概括与它本来基于道家立场而描述“天下”有关。因而,尽管其中未提及儒家,儒家的存在和发展却是不能忽视的。
自孔子创立儒家开始,先秦儒家学派虽然号称“显学”,但其实只是百家之一,在当时的整个社会思潮中并不占有主导的地位。孔子死后,儒家因其分裂而势力明显衰落,所谓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后来韩非子概括为儒分为八,但其中真正具有影响的不过是孟子和荀子两家。司马迁作《史记》,在“仲尼弟子”而后,只为“孟子荀卿”作传,便是最明显的证明。虽说孟子“辟杨墨”有再造儒家之功。但是孟子的努力并不能从根本上扭转战国儒家传承的颓势。《汉书·艺文志·六艺略》记述说:
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故《春秋》分为五(《左氏》、《公羊》、《榖梁》、《邹氏》和《夹氏》),《诗》分为四(毛、齐、鲁、韩),《易》有数家之传。战国纵横,真伪纷争,诸子之言,纷然淆乱。至秦患之,乃燔灭文章,以愚黔首。
内部的纷争加上外部的打压,使得儒学发展在整体上一直处于不景气的状态。直至“汉兴,改秦之败”,儒家学术才开始出现了转机。
与儒家的消沉和再兴相伴随的战国后期到汉初这一阶段,在中国整个学术发展史上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时出现了一批对后来学术文化发展有着深刻影响的标志性成果,其中便有阴阳家邹衍“五德终始”的尚变之说,《中庸》“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的尚同之说,董仲舒以“天、道不变”和“独尊儒术”为特色的将不变与同一熔铸为一体之说等。这些看起来前后似乎并没有什么连续性的主张,却既对维持中国社会政治架构的运转,也对中国学术发展的整体走向,起到了非常特殊的定向的作用。
“五德终始”的核心是尚变。在中国历史上,它第一次以理论的形式说明,任一历史朝代的合理性都不是永恒的。如同阴阳五行的盛衰消长一样,每一朝代都有自己发生、发展和消亡的历史,并必然地为反映德运要求的新生的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