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文昌诞节（精选）.doc

清代的文昌诞节
——兼论明代文昌信仰的发展
常建华
1986年我参加大连“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向会议提交了《清代的岁时节日风俗》载《南开史学》1990年第2期。
一文,在搜集清代地方志风俗志岁时节日资料时,注意到清人以二月初三为文昌帝君诞辰的日子,士人有文昌会的活动,该日已成为清代的一个节日。1998年我以明代地方志中的风俗志为基本资料,写了《明代岁时节日生活》载冯尔康、常建华编《中国历史上的生活方式与观念》(台北)馨园文教基金会1998年版。
一文,当时特别注意文昌诞节的资料。但是,在从三百余部明代地方志搜集的约130种地方志岁时节日资料里,结果只发现一条记载,即崇祯《嘉兴县志》卷一五《里俗·岁时所尚》:二月“三日,为梓潼帝君诞,士子家设牲醴祀之。”书目文献出版社影印《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本第634页。
因此,我断定文昌诞作为节日流行于社会上,是在清代发生的宋·吴自牧《梦粱录》卷一九《社会》说:“二月初三日梓潼帝君诞辰,川蜀仕宦之人,就观建会。”(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年版第167页)《西湖老人繁盛录》也有类似记载(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年版第4页)。可知南宋已把二月初三作为梓潼神诞日,但是只有川蜀士大夫在道观举行祭祀活动,并不普及。
。研究清代的文昌诞节也就有了特别意义。1986年的那篇文章,引用资料数量有限,而且基本上是清前期的,文昌诞节的介绍非常简略。兹欲对清代的文昌诞节进行专门探讨,所依据的资料主要是丁世良、赵放主编《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1995年陆续出版。
,该书按地区分为六卷,计十大册,岁时节日资料丰富。
文昌神信仰的演变与清朝的倡导
关于文昌神信仰的由来与演变,宗力、刘群在《中国民间诸神》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一书中纂辑大量基本资料并加按语,作了精辟的概括。日本学者森田憲司《文昌帝君の成立》载梅原郁编《中国近世の都市と文化》同朋舍1984年版。又,该文系请台湾中研院社科所梁其姿教授复印,谨在此向她表示谢意。
一文诚如该文副题所示,揭示了文昌帝君从地方神向科举神演变的历史,详于宋元时代以前。参考他们的研究,我们首先了解一下明清以前文昌神信仰的简况。
文昌神的由来,《史记·天官书》的记载较为古老。该书指出:“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宫:一曰上将,二曰次将,三曰贵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禄。”刘宋裴骃集解引晋灼语,说斗魁似匡,故曰戴匡。唐司马贞索隐引文耀鉤语:“文昌宫为天府”。《孝经援神契》语:“‘文者精所聚,昌者扬天纪’。辅拂并居,以成天象,故曰文昌。”又引《春秋元命包》:“上将建威武,次将正左右,贵相理文绪,司禄赏功进士,司命主老幼,司灾主灾咎也。”中华书局点校本第4册第1293-1294页。
根据以上记载,可知文昌神信仰基于古人天体自然崇拜以及对宇宙秩序的思考,古人将北斗七星中勺的部分也比喻为筐,这是从形状上观察,更重要的是把斗魁戴匡六星与人间社会秩序相联系,赋予主宰人间的功能。因此比照人间的政府,视其为天府,系天之精灵所聚,传播天的法度,命名为文昌宫,六星各司其职。文昌六星是一种广义的解释,汉以后流行的文昌则是狭义看法。《周礼·春官》叙大宗伯之职说:“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师、雨师。”郑玄注云:“郑司农(众)云:‘司中,三能,三阶也。司命,文昌宫星。风师,箕也。雨师毕也’。玄谓……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中华书局影印《十三经注疏》本,上册第757页。
。可知郑众以司命为文昌星,而郑玄认为司中、司命是文昌宫的第五、第四星。《风俗通义
·祀典·司命》也把司命作为文昌神,并说“今民间独祀司命耳”东汉· 应劭撰、吴树平校释《风俗通议校释》卷八,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22页。
,看来其信仰已在民间相当普及。据北宋真宗年间张君房所编道教类书《云笈七签》,可知道教以文昌星神为司命之神。
不过,也是道教在宋元间把四川梓潼神附会为文昌帝君。梓潼神在东晋以前是恶子信仰,常璩《华阳国志》卷二记载:“梓潼县,郡治。……有善板祠,一曰恶子,民岁上雷杵十枚,岁尽不复见,云雷取去。”晋·常璩著、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卷二《汉中志·梓潼郡》,巴蜀书社1984年版第145页。
恶子神可能源于古老的雷神信仰刘琳认为“梓潼七曲山神庙最初为雷神庙”,常璩著、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卷二《汉中志·梓潼郡》,巴蜀书社1984年版第147页。
。综合宋代的文献记载,可知梓潼当地又传说恶子姓张,系蛇精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四五八引宋人孙光庭《北梦琐言》“梓潼”条,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046册第381页。
。张恶子仕晋战死而庙存,曾迎唐明皇于蜀,追命左丞相。助僖宗封济顺王,北宋真宗咸平四年(1001)因助官军被追封英显王宋·高承《事物纪原》卷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