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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站在新的历史十字路口
吴敬琏
□吴敬琏第九、十届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
□马国川资深媒体人、作家
马南方谈话发表20周年。作为中国改革的重要参与者和推动者,您如何评价南方谈话的历史意义?
吴敬琏:要认识南方谈话的历史意义,首先要理解谈话的历史背景。1988年的经济危机和1989年的政治风波以后,一些政治家和理论家把这次经济和政治动荡归罪于市场取向的改革,指责“取消计划经济,实现市场化”就是“改变社会主义制度,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于是,发生了改革开放以后旧路线和旧体制的又一次回潮。
在两种思潮的激烈交锋和“开倒车”的活动积极进行之际,邓小平于1992年初发表“南方谈话”,提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
南方谈话打破了“姓社姓资”的伪命题,为确立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铺平了道路。 1992年10月,中共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布,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接着,1993年11月的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了一整套实施市场化改革的方案。这意味着经过10多年的探索,中国改革终于进入了一个整体推进市场制度建设的新阶段。
马国川:《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在20世纪末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这个目标是否如期完成?
吴敬琏:经过实施“整体推进、重点突破”的新的改革战略,中国在20世纪末期把一个对世界市场开放的市场经济制度框架建立起来。市场制度的初步建立,解放了长久为落后制度所压制的生产潜力,使中国经济实现了持续的高速增长。2010年中国GDP总量超过日本,跃居全球第二位;出口超过德国,跃居全球第一位。与此同时,人均可支配收入大幅度提高,成亿人口脱离极贫地位。
马国川:但毋庸讳言,在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同时,问题也很严重:资源短缺,环境破坏愈演愈烈;腐败蔓延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贫富差别悬殊,威胁到社会稳定。您曾把这种现象称为“两头冒尖”。近年来,这种“两头冒尖”的情况大有愈演愈烈之势。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吴敬琏:我觉得1992年重启的改革存在一个明显的缺点,就是只着重经济体制方面的改革,而不再像1980年代初期和中期那样,将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并提。这不但延迟了法治、民主政治等体制的形成,也使政府的经济作用、国有经济等方面的改革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由于国有经济和政府部门的改革滞后,中国在20世纪末期初步建立起来的新经济体制,便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市场经济和统制经济双重体制并存:一方面,商品买卖和货币交换已成为社会通行的交易方式,市场价格引导相当一部分资源的流向,这意味着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已经广泛地发挥作用。另一方面,各级政府仍掌握着土地等最重要的资源和对企业微观经济活动广泛干预的权力;一些重要行业也保持着国有企业的行政垄断,这就意味着各级政府和政府官员在经济资源的配置中依然处于主导地位。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