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与不说,权利与权力.doc

关于“说话”的“话题”看似简单,其实很难“说”。在中国,尤其难说。
为什么难说呢?看看中国一些大知识分子的纠结就知道了。2007年温家宝总理到解放军总医院看望正在调养中的季羡林,祝贺季老96岁寿辰。当时温总理说:“我喜欢看您的散文,讲的都是真心话。您说自己一生有两个优点:一是出身贫寒,一生刻苦;二是讲真话。对吧?”季老回答说:“要说真话,不讲假话。假话全不讲,真话不全讲。”并解释说:“就是不一定把所有的话都说出来,但说出来的话一定是真话。”
季老是“国学大师”(尽管他本人不认可这项桂冠),从这段纠结的话中可以看出他的心结。无独有偶,另一位大知识分子,文学泰斗巴金,“以说真话为自己晚年奋斗的目标”,然其代表作《随想录》,用陈思和的评价来说,“巴金一向说话坦率浅易,但在《随想录》里却充分表现出高度的言说技巧与策略,或说是鲁迅杂文里所谓‘奴隶语言’的再现,暗示、象征、曲折迂回、欲言又止的文风鲜明地烙上了那个时代的印记”。而且,就算巴老晚年直率地说了真话,你也不免心生悲哀:在中国生活,只有到了晚年这“一头”才能“真”么?年轻时在做什么呢?关于这一点,巴金先生有两句描写:“我听过数不清的豪言壮语,我看过数不清的万紫千红的图画。”显然,“豪言壮语”有淹没真话、吓倒真话之效。
2011年4月温家宝在中南海同国务院参事和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座谈时,承认“我们鼓励讲真话”,然而“讲真话就要有听真话的条件”,“要创造条件让人民讲真话”。
讲不了真话,不想说假话,那沉默总可以吧?也不可以。
1953年,胡适在台湾接受曾虚白访问,指出大陆上的知识分子没有“不说话的自由”,并由此认为“沉默的自由”是比“***”更基本的人权。这段话随着新中国历史的进展,被证明为惊人的远见。1957年,知识分子被破天荒地动员“畅所欲言”、“言无不尽”,结果却是一场“阳谋”,用今天的话说,是为了“钓鱼”。吃了苦头的知识分子懂得了“祸从口出”,暗自想不说话总可以了吧。他们没有想到,更厉害的还在后头。那就是剥夺你的“沉默权”,强迫表态。
史家雷颐先生有文曰《表态的“艺术”与“胆魄”》:“凡‘运动’一来,人人都要表态,没有沉默权;而且必须按照统一部署、统一态度来‘表态’。”这种当众表态、人人过关的方式在“文革”中发展到顶峰。如此一来,华夏大地陷入一片“万马齐喑”的失声状态,就成为必然。那个年代宣扬的是“万众一心”,而万众一心的表现,必然是“万口一辞、万言一腔”。
韩少功《马桥词典》中,有个有意思的概念叫做“话份”,意指语言权利,或者说在语言总量中占有一定份额的权利。握有话份的人,他们操纵的话题被众人追随,他们的词语、句式、语气等等被众人****用,而这种****用,到了众人连自己都不知的地步。有最大话份的人,当然是当权者,他们“拥有自己强大的语言体系,总是伴随着一系列文牍、会议、礼仪、演说、典籍、纪念碑、新概念、宣传口号、艺术作品,甚至新的地名或新的年号等等,以此取得和确立自己在全社会的话份”。
这种话份的最好象征物,就是大喇叭。凡是对文革岁月有记忆的人都知道,曾几何时,中国每个村头,每条街道,每个车间,每间学校,每个广场,都矗立着一个个高高在上的“大喇叭”。“大喇叭”的那头连着官府衙,这头对着你我他,其最根本的功能在于向我们“喊话”。
70年代出生的贾樟柯,他的“县城”体验,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