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尔德及其《纽约民法典草案》(下) - 中评网.doc

二、《纽约民法典草案》的基本内容和特色撮要从1862年草成《纽约民法典草案》到菲尔德游说纽约州议会通过它,到它在1888年最终被纽约州议会“枪毙”,菲尔德为了回应反对者的批评以得到通过它的机会,对草案进行了广泛的修改[1],结果形成了《纽约州民法典草案》的三个版本。第一个是1862年版本,即本译本所依据的版本;第二个是1865年版本;第三个是1883年版本,它对论战中反对方提出的各种质疑做出了回应[2]。1865年版本在各种文献中被援引的机会更多,它与1862年版本间有不少差异。首先是条文数目。1862年版本是1642条,1865年版本很可能有2034条。其次是关键条文表述上的差异。例如给菲尔德带来“祸害”的条文第6条,它在本译本中的表述是“在本州,为5部法典所规定之事项无适用****惯法之余地。”而它在其他版本中的表述是“为5部法典所规定之事项无适用普通法之余地。”[3]尽管人们经常在普通法与****惯法之间划等号,但应该承认,以制定法排除普通法的表述比排除****惯法的表述更刺激普通法的拥护者。再次是同一条文的条号在两个版本中不同。例如,如下的“祸害”条文在1962年的版本中是第1640条:“对废除普通法的制定法必须严格解释的规则不适用于本法典。”在1865年的版本中它是第2032条[4]。这些是该草案在纽约州内的版本数。此外还有加利福尼亚版本、蒙大拿版本,等等,为了避免枝蔓,我在这里只考察《纽约民法典草案》1862年版本的如题内容[5]。我们不妨依据这一草案的结构的线索来着手这一工作。《纽约民法典草案》采用人、财产、债、一般规定的四编制体系。这显然是《法学阶梯》的人、物、讼体系的变形。“人”的部分予以维持,把“物”分解成了财产和债两编,把“讼”转化成了“一般规定”的前半部分。从宏观上看,我们会发现如下问题:第一,亲属法何在?第二,继承法何在?第三,为何相当于总则的“一般规定”不是在法典的最前面部分而是在最后面部分?头两个问题涉及到《纽约民法典草案》对民法中的人法成分的相对忽略,此乃因为菲尔德对法律的调整对象有一种物文主义的理解:“法律是主权者规定的财产和行为规则”[6]。显然,财产法在他心目中是法律的核心内容,因此其各种名目在编名上体现出来,不在这种立法者表达手段上体现次要的内容,因此,我们只能在《纽约民法典草案》第一编的一个旮旯里找到亲属法。尽管如此,这种安排仍可见证《纽约民法典草案》采用广义的人法概念,其人法不仅包括公法性的主体法,而且包括私法性的亲属法。继承法则在第二编,作为取得财产的一种方式得到规定,这种安排与《法国民法典》的做法一致。“一般规定”之所以在法典的后部,乃因为它的多半内容都是关于“救济”人、财产、债三编中规定的权利的规定[7],按“有权利必有救济”的原则做出这样的安排。实际上,《法学阶梯》体系中“讼”的部分也是对“人”、“物”两部分规定的权利的救济。在这个意义上,《纽约民法典草案》比以《法国民法典》为代表的许多大陆法系民法典更忠实于《法学阶梯》体系。但在盖尤斯《法学阶梯》诞生的时代,实体法尚未与诉讼法分离;而在菲尔德的时代,这两种法已实现分离,菲尔德本人就起草了纽约州的《民事诉讼法典》,那么,菲尔德民法典的“补救”与盖尤斯《法学阶梯》中的补救到底有何不同?后者当然是诉讼的补救,前者却是当事人自定的补救,如普通赔偿金,也有诉讼的补救,如惩罚性赔偿金之授予(第1503条),它们是关于约定的或法定的民事责任的规定。不过,在这种情形,《纽约民法典草案》只规定补救的名目,不规定有关的程序性内容,因此,它与《民事诉讼法典》的界限还是能划清的,因此,《纽约民法典草案》第四编尽管做出了不同于多数大陆法系民法典的安排,却没有突破现代的实体法与程序法相分离的原则。第四编的最后部分(第四分编和第五分编)是一些适用于整个法典的一般性规定,包括“法律格言”(这一部分可以起到指南的作用[8])和“定义和一般规定”两个部分(“一般规定”指关于解释规则和新旧法律衔接的规定),相当于总则。把这样的“总则”放在最后而非最前面,反映了菲尔德的从具体到抽象的法典编纂进路——他还把这种进路运用到了其《国际法典大纲》中——不同于大陆法系国家民法典——例如,《智利民法典》就把关于同样内容的规定放在最前面[9]——的从抽象到具体的相反进路。这样的“倒总则”不仅存在于宏观的层面,而且也存在于微观的层面,例如在第二编第四分编关于遗嘱的第五题,前两章都是关于遗嘱的具体事项的规定,最后一章才是一般规定。应该说,菲尔德的这种安排更符合人们的认知****惯,因而得到不少人的赞同。在中国,山东大学的民法总论教材就采用菲尔德进路,劈头从自然人开始,最后(第十章)谈“民法的概念、基本原则及解释”[10]。两部著作的作者生在不同的时代和文化环境中,却不约而同地做出了同样的安排,说明了这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