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富,政府造——自主创新的尚德模式.doc

2000年,施正荣初到无锡时,除了一台笔记本,几页商业计划书外,就只剩下对资本的渴求。6年之后,一位所谓的"中国首富"伴随着尚德电力(NYSE:STP)市值达到40亿美元而诞生了。除了施正荣本人的创业精神、新能源概念,在这个耀眼的财富故事背后,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角色——无锡市政府。无锡政府主导的风险投资在尚德获得了成功。在施正荣创业之初,政府出资600万美元,成为大股东,施依靠技术和一些积蓄入股。难能可贵的是,政府资金在尚德上市之前选择了退出。在无锡,政府这样的创业扶持并非仅对尚德一家。当整个中国,从政府到企业都在为自主创新的具体路径寻寻觅觅、上下求索之时,尚德明星般的崛起让我们注意到在无锡这个江苏中等城市,一种尚未完全发育成熟的、支持高科技企业自主创新的模式已然浮现——不妨为它简单命名为"无锡模式".对"无锡模式"的简单理解是:一个开明的政府,找到具有资本和商业管理意识、且有名望的人或组织来代表"政府",把各种资源,包括政策、资本、技术、市场整合在一起,支持企业,然后功成身退。这让我们想起中星微公司董事长邓中翰,中星微自主研发的"星光一号"数字多媒体芯片,成为第一枚打入国际市场的"中国芯",成功占领了计算机图像输入芯片世界第一的市场份额。在中星微成功上市背后,信息产业部最早的1000万风险投资同样功不可没。从中央到地方,政府正在重新寻找在国家自主创新体系中的角色和定位。如果说中星微是中央部委支持中国企业自主创新的一个标本,尚德所承载的"无锡模式"则是地方政府对如何培育中国自主创新土壤的一次探索。对于一个地方政府,这不是件容易的事。按照斯坦福大学研究硅谷创业精神的专家亨利。罗文(HenryRowen)的理论,它必须克服GDP数量崇拜,把500强和一个归国创业的留学生同时视为座上宾;它必须建立引导型的"种子基金"、孵化基金,不能被短期盈利所诱惑;它必须鼓励冒险和宽容失败,营造开放的经营环境;它必须为高科技人才和创业者提供高质量的生活,还要提供专业化的商业基础设施,包括金融、律师、会计师、猎头公司、市场营销,以及租赁公司、设备制造商、零售商等。建立一个鼓励创新与创业的小气候,无锡已经做到了;但制造了一个"施正荣"的无锡,是否能够有机会成为培育出一批"施振荣"(宏集团董事长)的"新竹",还有待考验。当一个人的宽3米高2米的巨幅半身人像被竖立在大街小巷,他是什么感觉? 施正荣说,"没感觉,只是原来开车想去哪就去哪儿,现在可能没有那么多自由,这也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他未必欣赏这种文化,但至少已经学会了配合。澳籍江苏扬中人施正荣,从未想过在无锡会获取如此巨大的成功,更没有想过会以这种方式来展示成功:他是无锡市最新塑造的典型——"无锡创新先锋",在无锡市的大街小巷,他的头像几乎举目可见。"无锡市委市政府已经号召向尚德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学****quot;,3月2日,无锡市副市长谈学明告诉《中国企业家》,"前几天省里几乎所有重要的新闻机构全部扑上来,施正荣作为2006年第一位重点宣传的人物,省里面也要放大他的效应。" 这位至今还没有正式登上过各种中国富豪排行榜的"新首富",其创富过程与大家此前熟知的多位"首富"丁磊、陈天桥、黄光裕完全不同。他财富的起跳过程与政府的鼎力支持密不可分。无锡如何帮助尚德这家新能源高科技企业实现资本蜕变,又准备如何让自己成为中小高科技创业投资者的乐园?究竟是政府主导型风险投资发力的"无锡模式"成就了尚德,还是尚德的成功正在影响无锡?所谓的"无锡模式"是否又具有可复制性与持久的生命力? 李延人走了李延人的来与去是解读"尚德模式"的关键环节。李是尚德首任董事长,他代表的国有股东给尚德提供了起飞的资本;而四年后伴随着李的离开,施正荣酝酿的国有股退出计划开始逐步实施,这也是尚德最终"私有化"的开始在尚德的成长史上,有一位无论是无锡市政府还是施正荣都不愿意过多提及的关键人物:尚德第一任董事长,原无锡市经贸委主任李延人。 2004年9月,尚德成立的第4年,李延人走了。带着100万人民币,以及一辆奥迪A6轿车,没有1分钱的股票。是尚德董事会决定了他离开无锡尚德公司,理由是他4年任期已满。李是无锡市原经贸委主任,是施正荣来无锡最早接触的政府官员之一,公司成立后,作为国有股东代表出任尚德董事长,是施正荣早期最核心的创业伙伴之一,施正荣当时任总经理。施正荣认同李延人对尚德的贡献:"李总与整个企业的运作以及企业成长息息相关。说实话,如果没有他的支持,也没有第二条(生产)线、第三条(生产)线". 但是李延人的离开并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简单。对于二人最初的矛盾由何而生,双方均表示已经不愿意再谈。李延人模糊地提到,"亏损的时候,大家相安无事,而一旦企业开始盈利、上市,涉及到利益分配,矛盾就产生了。"而施正荣则说,"无非是名利二字。" 矛盾最终体现在对公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