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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论文:价值理性与符号泛滥——网络流行文化的网民认知调查吴 芳2010年12月21日14:25  来源:人民网-传媒频道 2004年,借由在在水木清华BBS等网络社区发表的大量照片和出位的语言,“芙蓉姐姐”迅速走红网络,一时间街知巷闻,人气无两,并随后带动了一大批网络红人的出现;2006年,胡戈恶搞电影《无极》的视频《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风靡一时,开启了网络恶搞、全民狂欢的新纪元;而纵观现今的网络世界,“囧”、“雷”、“orz”等奇异的用词充斥各端,成为网民网上留言的惯常语言,甚至逐渐融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仔细观察我们不难发现,这些由互联网催生并深受网民欢迎的文化现象皆带有浓厚的草根性质,普通的网民乃是这些文化的直接创造者和传播者。标新立异、戏谑、嘲讽、双关是这些文化的主基调,而民也在这些不按常理出牌的文化形式中享受到了颠覆式的快感。不少人认为,基于官方话语的恶搞、创造反语言形式的网络流行语、通过自我炒作走红网络、凸显自身价值乃是网民掌握话语权的表现,也是所谓的“电子民主”真正实现的基点。《数字化生存》的作者尼古拉?尼葛洛庞蒂曾对网络的基础协议做过这样的解释:一个个信息包各自独立,其中包含了大量的信息,每个信息包都可以经由不同的传输路径,从甲地传送到乙地。正是这种分散式体系结构令互联网络能像今天这样三头六臂。无论是通过法律还是暴力,政客都没办法控制这个网络。信息还是传送出去了,不是经由这条路,就是走另外一条路出去。 正如乐观的网民所认为的那样,网络红人、网络恶搞和网络流行语等独特的文化现象正是四通八达的互联网环境下人们突破和颠覆官方话语、通过数字技术获得自由和民主的间接证明。然而,这种过于积极、正面的解释并不能获得所有人的认同。有不少学者认为,网络恶搞会颠覆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造成恶劣的国际影响,不利于未成年人形成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从法律角度而言,很多网络恶搞作品侵犯了《知识产权法》,侵犯了对他人成果的尊重。 而许多语言学专家则认为网络流行语对规范的汉语是一种挑战,对正在学****的青少年有一定的负面影响。 网络红人则会扭曲现代公众的价值观、使一部分公众丧失独立人格,并使公众的审美价值发生畸变。 此外,网络推手的出现也使很多网络红人沦为商业炒作和获取经济利益的工具。面对学术界的争议,我们该如何对网络红人、网络恶搞和网络流行语等新媒体环境中独特的文化现象保持一个清醒的认识?它们究竟预示着个性化与民主化的美好前景,还是折射出畸形的、恶俗的泛娱乐化心态?真正的答案势必需要到网民中间去寻找。网民对这些草跟文化形态的认知,不仅将直接决定其未来的发展方向,也能使我们对它们进行一种更为民主的价值判断。基于这样的研究目的,我们对网民的态度和认知进行了测量。我们对天津、上海、北京三地的网民进行了电话调查,并对回收的936份有效问卷进行了数据统计和分析。问卷涉及网民对网络红人、网络恶搞和网络流行语这三种文化现象的价值评价。问卷中,网民对预设判断可选择五种态度,即“积极的”、“不一定”、“消极的”、“不清楚”和“其他” (包括拒绝回答和态度无法辨识等几种情况)。此外,问卷也对网民的性别、年龄、网龄、职业、学历和收入等人口学信息进行了调查,以辅助我们的交叉分析,进而探析影响网络流行文化认知的深层因素。一、网络流行文化的总体认知对网民关于网络流行文化的认知调查,我们从网络红人、网络恶搞和网络流行语三个方面逐一展开。我们发现,虽然并没有出现一边倒的倾向,但网民对这三种网络文化现象的主流认知都是负面和消极的。 1、网络红人:偶像的覆灭本研究中所涉及的“网络红人”指的是在网络上受到网民关注而走红的人。人在虚拟的网络媒介形象和真实的社会人之间不断转换,而其自身的某一特质在网络的作用下与网民的审美、审丑、娱乐、刺激、***、臆想以及看客心理相契合,有意无意间受到网络世界的追捧,成为“网络红人”。 在调查中,我们为被访者列举了芙蓉姐姐、天仙妹妹等为人熟知的网络红人,并对其认知进行了测量。结果显示(如图1所示),%被访者认为网络红人的出现是一种积极的文化现象,%的被访者否定了网络红人的正面价值,%。此外我们还应注意,有超过两成的被访者表示不知网络红人为何物。从调查结果我们可以看到,对于以露丑、揭私、反常为主要炒作手段成名,并与商业利益集团有千丝万缕联系的网络红人,网民总体上抱着反感和批判的态度。有学者对网络红人的历史沿革进行的梳理,指出1998年-2008年十年间,网络红人经历了“文学网络红人”阶段(1998-2004年,以“痞子蔡”等为代表)和“图片、视频网络红人” 阶段(2005-2008年,以芙蓉姐姐等为代表)。她认为,当下活跃的网络红人是以符号的形式存在的,其符号化的内容包括标准的符号积累化、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