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日本、大清国抗灾给了你什么启示？.doc

饿死千万:大清国如何维稳 大清国抗灾 “民为邦本,食为民天。”在一场200年不遇、死亡过千万的大灾面前,却没有伴生大规模的社会动乱,究竟是什么令大清帝国躲过了这致命的挑战?  天津城被大量的灾民和大量的赈灾粮填塞得满满的。灾民们操着南腔北调,除了来自直隶本省的,也有不少来自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等地。而赈灾粮则是因为交通的问题,无法及时输送到各地,大量积压在天津,“米至天津竟为止境”。从1876-1878年,整整三年,包括直隶在内,整个华北地区遭遇200年未遇的旱灾,死亡人数超过1000万,震撼整个世界。这场“三年自然灾害”,是大清国继太平天国动乱之后,面临的又一次严峻挑战。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坐镇天津,调动各种资源,应对这一艰难挑战。而令国内外大跌眼镜的是,从来大灾必生大乱,但这次,除了局部地区的治安事件之外,灾区显示了罕见的宁静,没有人趁机揭竿而起、问鼎中原。大清国这艘靠“裱糊”而艰难挣扎的航船,是如何渡过惊涛骇浪的? 人间地狱水利失修、仓储荒废、良田尽种***,这场大灾难实际上就是大清国“三农问题”的总爆发,是严厉的“天谴”…… 对于大清国来说,1876年绝对是流年不利。南方各省,遭遇了大暴雨,广东、福建两省损失犹重。而北方各省,从长江以北直到中朝边境,出现大面积干旱,部分区域颗粒无收。随后,蝗虫覆盖了直隶省的大部,包括天津在内,蝗灾过后,一片狼藉。第二年(1877年),华北旱情毫无缓解,蝗虫继续光顾。脆弱的储备粮体系立即崩溃,大规模的死亡开始光临这片十年前遭受战争灾难(捻军之战)的区域。山西和陕西两省,因交通困难,受灾尤重。“在遭受灾难最为严重的一些县份中,百姓像野兽似地互相掠食;在几百个甚至几千个村落中,70%的居民已经死亡了。”(英国外交报告)吃人已非个别现象,人们组合成不同的团伙,集体外出“狩猎”,将猎获的俘虏杀死烹食。中央派往山西赈济的阎敬铭说:“往来二三千里,目之所见,皆系鹄面鸠形;耳之所闻,无非男啼女哭。枯骸塞途,绕车而过,残喘呼救,望地而僵。”直隶“保定以西,河间以南,旱蝗相乘,灾区甚广……春间犹采苜蓿、榆叶、榆皮为食,继食槐柳叶,……大率一村十家其经年不见谷食者,十室而五;流亡转徙者,十室而三。逃荒、乞丐充塞,运河官道之旁,倒毙满路。”河南“全省灾区缺粮,不特无树皮草根可挖,抑且无粮可购。哀鸿遍野,待哺嗷嗷,道瑾相望。”灾民们“不得不逃亡四出,扶老携幼,号泣中途,带病忍饥,踉跄载道”,甚至出现了“易子析骸之惨”。陕西“赤地千里,几不知禾稼为何物矣……饥民相率抢粮,甚而至于拦路纠抢,私立大纛,上书‘王法难犯,饥饿难当’八字。”灾荒如此严重,其原因固然首在“天灾”,但“人祸”也占了相当大的比重。自内战平息之后,虽然李鸿章等官员大力兴修农田水利,但******,导致不少水利设施形同虚设。更为致命的是,平时常设的“常平仓”、“社仓”、“义仓”,因战乱频仍和官员***,出现了大面积的“亏短”,这导致千百年来最为关键的国家储备粮制度在灾难面前毫无作用。“丁戊奇荒”发生后,河南巡抚兼东河河道总督李鹤年上报中央,请求从省外输送救济粮。而按照官方的统计资料,河南本地的“常平仓”里应该有95万余石谷,却几乎是空仓。各受灾省份情况大致相仿,尽管报表年年做,“卫星”年年放,粮仓中却空空如也。唯一值得庆幸的是,在大灾面前,灾区的干部们还算是正视困难,没有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