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发展史.doc

马克思思想发展的早期阶段:浪漫主义(理想主义)1835以前理性理想主义1835-1836理性现实主义1837-1842感性现实主义1843-1844实践唯物主义1845以后麦克莱伦:《马克思思想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一章1837-1843年事件:1835-1836波恩大学1836-1841柏林大学1841夏,波恩谋求教职,后放弃1842头几个月,为《德意志年鉴》写稿:《评普鲁士的书报检查令》1842年4月为《莱茵报》写稿;1842年10月,任《莱茵报》主编;1843年3月,《莱茵报》被查封,查封前马克思辞职。随后马克思与卢格商定到巴黎办《德法年鉴》1843年6月至10月,克罗茨纳赫笔记:关于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学笔记、黑格尔《历史哲学》的评论文章1843年10月,去巴黎著作:《中学作文》1835《给父亲的信》1837《博士论文》1838-1841《为〈莱茵报〉写的文章》1842《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3为《博士论文》所做的笔记:“有一条心理规律是这样的:一旦理论理性在自身内达到自由,就转变成实践能量,并任意从冥国的阴影里显现出来,面对世界的外部现实……但是哲学的实践本身就是理论的。正是这种批判以其本质衡量个别的事物,以思想衡量特殊的现实。但是哲学的这种直接实现,在其最内在的本质中是充满矛盾的,而且正是其本质显现于现象中并在现象中留下印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中文第2版,第75页。《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马克思对黑格尔的基本批判是,正如在宗教中人创造了创造者上帝而人又依赖于他一样,黑格尔从国家观念出发,并让所有其他东西——家庭和各种社会群体——依赖于这种观念。马克思说:“思想被彻底主观化了。家庭和市民社会对国家的现实关系被理解为它们的内在虚构活动。家庭和市民社会都是国家的前提,它们才下下是积极的形式;而在思辨的思维中这一切却是颠倒的。可是由于思想被主观化了,所以现实的主体——市民社会、家庭等等——就变成思想的非现实客观环节,指的是别的东西。”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0页。马克思手稿的其余部分讨论黑格尔的三个特定问题:民主、官僚政治和选举权。在对民主的评论中,马克思所概述的观点,是人道主义的,因为人被看作社会的基本因素;是自由主义的,因为人被看作是一个自由的主体;是社会主义的,因为人被说成是一种公共的存在;最后,马克思通过预言国家的灭亡而超越了共和主义。马克思说:“正如同不是宗教创造人而是人创造宗教一样,不是国家制度创造人民,而是人民创造国家制度……民主制是一切国家制度的本质,是作为国家制度特殊形式的社会化的人;……最近,法国人以这样的方式构想了这一点:政治国家消失于真正的民主制。只有这样的政治国家,即作为制度的政治国家,不再适用于整体时,那么这一点才是真的。”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0、41页。黑格尔宣布,官僚政治拥有国家和各种社会集团之间的调解功能。然而,马克思认为,官僚政治促进政治分裂(对于它自身的存在来说,这是基本的),为追求自身利益而损害了社会:“国家的目的变成了行政办事机构的目的,反过来也一样。官僚政治是无人能逃脱的圈子。它的等级制是信息的等级制。上级认为下级洞察了详细情况,而下级认为上级洞察了普遍的东西,他们就这样互相欺骗。”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60页。黑格尔过于重视进入官僚政治的竞争本质,但是对于马克思来说:“……在真正的国家中,问题不在于每个市民是否有可能献身于作为特殊等级的普遍等级,而在于这一等级是否有能力成为真正普遍的等级,即成为一切市民的地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07页。在手稿的结尾处,马克思解释了他是如何思考关于克服社会分裂的问题的,答案在普遍选择权里可以发现:“这里并不涉及:市民社会应该通过议员行使立法权,还是全体人员都应该单个地行使立法权。这里涉及的倒是:扩大选举并尽可能普及选举,即扩大并尽可能普及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无论在法国或在英国,这都是围绕着政治改革进行的争论焦点。”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96页。马克思继续用他复杂的语言,描述普遍选举权如何通过将人作为公共存在的社会本质带回到社会,来造成市民社会的改革。人的社会本质被窃取,而转交给制度领域,从而对人的真正生活没有任何影响;“只有在不受限制的选举中(选举和被选举),市民社会才第一次真正上升到自身的抽象,上升到政治存在,作为自己真正普遍的和基本的存在。但是,这种抽象之完成同时也就是抽象之扬弃。市民社会使自己的政治存在成为现实的存在,成为真正的存在,它也就使自己的市民存在成为非根本的存在,从而与自己的政治存在相对立。随着一方的分离,另一方,即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