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烙的最后二十年--《人与国家》(广西大学人文).doc

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陆键东中国当代学者。本文选自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北京,三联书店,1995。选文有删节。一对于一些关键的历史来说,一年等于很多年。时代总有自己的运行方式,它总要将一些人、一些事纳入自己的轨道。顺之者则合潮流,逆之者则产生所谓的历史悲剧。最能令人一咏三叹的,是有时实在无法分清究竟是人的悲剧,还是时代的悲剧!在被传统的中国人称为旧历癸巳年的1953年,对于陈寅恪来说,的确发生了不少不同寻常的事情,以至不能不在这一年徘徊、流连,细辨每一声历史在宇宙天籁发出的轻微的叹息声。癸巳年,一年等于好几年。沉寂往往是风雷激荡的前夕。***于1950年6月撰写的那篇著名的《不要四面出击》雄文中所描绘的理想目标——“对知识分子,要办各种训练班,办军政大学、革命大学,要使用他们,同时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在癸巳年开始实现。大批知识分子接受了马列主义,接受了新的思想教育,共产党对知识界的领导开始发挥作用。以史为镜,是中国历朝吸取江山更替教训的最好法宝。对“史”情有独钟的***,在夺取政权后,在政治、经济等压力稍为减轻的时候,便不自觉地对这个于智者来说充满了迷人色彩的领域,投入浓厚兴趣的关注。考察1949年以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人们会发现,在好几次重大的历史抉择前夕,总能在史学界隐约辨听出***在这里发出的新声及前奏。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共中央决定设立历史研究委员会。1953年,这个委员会由陈伯达、郭沫若、范文澜、吴玉章、胡绳、杜国庠、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刘大年及尹达等人组成,***亲自指定陈伯达担任主任。当时陈伯达的身份很奇特,他兼着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一职,身为院长的郭沫若反而要接受他的领导。这份名单,基本上囊括了1949年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权威人士。值得注意的是,来自广东的杜国庠也是委员会成员之一。这样,陈寅恪成为这一年筹办的《历史研究》编辑委员会委员,并愿意在该刊物第2期上发表《论韩愈》一文,历史为后人提供了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在1953年10月,历史研究委员会做出了几项重大决策:尽快在中国科学院再增设两个历史研究所;创办一份代表新时代历史研究最高水平的刊物《历史研究》。目的是要确立马列主义在史学研究中的领导地位。两个月后,郭沫若在《历史研究》创刊号上撰文,特别指出:“学****应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的研究中国的历史”,迎接文化建设的新高潮。陈寅恪被纳入时代运行的轨道。在即将设立的历史研究所三个所的所长名单中,郭沫若、陈寅恪、范文澜三人分别出任一所(也称上古史研究所)所长、二所(也称中古史研究所)所长及三所(也称近代史研究所)所长。现代中国史学界人才济济,名家辈出,更有新史学家领一时之风骚。从身体条件与对时代的顺应而言,比陈寅恪更适合担任所长职位的人很多,是谁还能感觉出远在几千里之外的陈寅恪的存在?今日已无从知晓其中的详情,但这一点已经变得不很重要。重要的是,时代需要陈寅恪随其运行。不过,这时陈寅恪独立的生命世界在岭南已重新构建完毕,生命意识在这重构的世界里再度勃发。历史出现了它永远不忍看的时代与个体生命不可调和的撞击与冲突。这种冲突在历史的星空中留下了多少悲歌与千古绝唱。自进入1953年以来,北国便不断捎来信息,“政府希望陈先生北返”。陈寅恪称为“北客”的北京来人,也不时借路过广州之机劝陈寅恪重返北京。早在北平和平解放不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