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者因之,下者争.doc

善者因之,下者与争“调控”,代表着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中国人对于政府是否应该干预经济的思考,其实并不输于西方。当今西方主流经济学思想,无论是以弗里德曼、科斯等为代表的芝加哥经济学派,还是以米塞斯、哈耶克等为代表的奥地利经济学派,都认为,政府对市场过程的干预将会导致不良的后果。十几年来,中国的房价尤其是一线城市的房价,似乎就在不断印证这一思想的经典性,政府调控是想出手时就出手,该收手时难收手,房价就在翻手覆手间越走越高。善者因之“调控”,代表着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中国人对于政府是否应该干预经济的思考,其实并不输于西方。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就已经用道家“低流之水”理论把现代市场机制的思路阐述得极其清晰。《货殖列传》第一篇就讲述了市场自我调节的例子:东南西北方的物产各不一样,北有牦牛,西有畜牧,东有渔盐,南有木材,这些东西都是人民的生活必需品,北方也要用木材,南方也要用皮毛,那怎么办呢?司马迁认为,这难道还需要官府发布政令,征发百姓限期会集吗?人们能各凭其能,各竭其力,各满其欲。所以,贱货能贵卖,贵物能贱买。人们各经其业,各从其事,就像水往低处流那样,日夜无休,不招自来买卖,不求自出交易。这符合大道,也是自然调节的证明。而政府“善者因之,其次利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司马迁的意思是说:最好的经济政策是顺应民间生产、贸易活动的自然发展;其次的是政府通过运用经济杠杆,引导社会经济朝好的方向发展;又次之的是政府通过教化,鼓励人们从事某些经济活动,并劝阻不良的经济行为;再次之的是政府通过法律等强制手段来整治、调节人们的经济活动;而最坏的经济政策是政府直接从事经济活动,与民争利。司马迁主张“善者因之”,是希望政府放弃对经济的干预,把经济活动的主导权还给民间,还给市场。用现代概念来说,就是实施“市场经济”。这样的社会生态,类似于现代意义上的“小政府”“大社会”。令人遗憾的是:那只看得见的手,两千多年来可以随时让“低流之水”阻断,从司马迁“想到”到新时代“做到”,“市场经济”似已相见,时常飘然,列强友邦大多也不承认。在大政府、小市场的环境下,那只有形的手时刻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有时候也许可以“挽狂��于既倒”,但更多时候是在扰乱市场的正常秩序。一个文件可以让一些人飞黄腾达,再一个文件一些人也许就家徒四壁,甚至残垣断壁。任何绑定在一个文件或政策之上的东西,都不太靠谱。值得长期信赖的,唯有成熟的法律和市场。张维迎教授曾经说过:“为什么要市场经济呢?其实很简单,只有市场经济才可以避免由于多数人的无知和少数人的无耻相结合导致人类的灾难。”低流之水其实,民间可以很娴熟地运用“低流之水”理论。最近满屏皆是雄安新区,看得见的巨手再度挥舞。很多人以为又一个深圳或者浦东即将横空出世,去往“千年大计”之地的高速公路瞬间拥堵,多少人怀揣购房款准备撸起袖子大干一场,然而旋即发现:此路已不通。雄安路堵,“低流之水”流不动了,要么是短时间径流量过大,要么是低地突然被抬高,要么是忽然间起大坝……老百姓并不认为经典理论失效,只是觉得现实蓬勃而又扭曲,发展而又变异,先知先觉者一扭身进了高台,更多的迟知迟觉迟到者再次被留在了基底。雄安新区落地首日,这片静寂的华北大地瞬间沸腾。尽管政府紧急行动,三县楼市“速冻”,但来自全国各地的“低流之水”仍在源源不断地流向其周边的白沟县、任丘县、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