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真的“商”-.doc

我国古代真的“轻商”? 说到中国古代经济形态,有个比较通行的说法:重农轻商。俗话说:民以食为天。生产力低下的古代社会将农业作为“本”是无可厚非的。“重农”在我国古代农耕文明时期被提到绝对高度。而综观历史,我国漫长的古代社会并非都“轻商”。商业的作用在很久以前就被发现。《周易・系辞》中记载了神农氏时期“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的古俗,并视为理想制度,可见商业自古以来就被认为是治理天下所不可少的。春秋时期,管仲辅佐齐桓公打造“春秋第一霸”,商业出力不少。为了取得当时的重要战略物资,积聚货物,管仲不仅在国内提倡工商业与农业并举,而且大搞“国际贸易”“国际招商”,只要来齐国做生意,管吃管喝管住,还有其它特种服务,使来往于齐国官道上的商人络绎不绝。于是,天下商货云集齐国,对其成为当时超级霸主提供了重要的经济基础。“中国经济至迟在战国时期起就已经具有商业性了”。在很多外国人的著述中也多次提到中国古代有商业传统。按照国史大家钱穆先生的说法,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秦始皇实际上不是重农轻工商,而是农工商并重,重视工商业投资的。大商人吕不韦参与造就了秦帝国且不说,秦始皇还尊重另外两个实业家:一个是乌氏倮,以经营畜牧业而成为巨富,“秦始皇令倮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大富豪得到了与朝廷大臣一样的政治待遇;另一个是巴蜀的寡妇清,因开采丹穴而成为富豪,秦始皇非常尊敬她,为她建筑了女怀清台以表彰其创业事迹和道德人品。秦帝国丞相李斯的名篇《谏逐客书》中,就提到秦国依靠对外贸易而获得了天下各国的诸多宝贝,以此讽喻秦始皇广泛利用各国有用人才,不要驱逐客卿,从另一个角度也说明了秦帝国建立之前,嬴姓秦国就不轻视工商业。有史学家认为,西汉时期所谓的“重农抑商”,实质是政府抑制百姓经商,将工商业抓在政府手上统筹,并最大限度地享有商业高利润。权贵们也从事工商业,谋取高额利润。如蜀郡南安人邓通,凭借与汉文帝的亲密关系,经皇帝允许,依靠当时铸钱业,广开铜矿,富甲天下。当时,造钱就是最好的工商业形态之一。汉代商业经济的真相还可从当时的文学作品中一窥端倪。《两都赋》是汉代文学家、史学家班固创作的,分《西都赋》《东都赋》两篇。《西都赋》中描画长安:“内则街衢洞达,闾阎且千,九市开场,货别隧分。”东汉另一个学者张衡的《西京赋》中,也描述了当时长安城的情形:“尔乃廓开九市,通�a带�_……��货方至,鸟集鳞萃。鬻者兼赢,求者不匮”……这些洋洋洒洒的文字形象生动地再现了1900年前我国一线城市的商业繁荣景象。《东都赋》中记载东汉建武、永平时期:“去后宫之丽饰,损乘舆之服御,抑工商之***业,兴农桑之盛务。”东汉初年之抑制工商业,是统治者刻意为之,而这也反过来说明,当时社会工商业的兴盛已经到了统治者不得不出手来“抑”的地步。尽管汉代对商人有这样那样的限制,比如汉高祖时期不允许商人穿丝质衣服、乘车,吕后掌政之时“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但是因其厚利所在,汉代民间依然乐于从商。隋唐时期的官府为了补贴官员的薪俸,拨出一笔“公廨钱”款作为本钱来做包括放高利贷在内的各种经营以盈利。这项措施经过了一个先施行后禁止再又施行的调整过程。调整后的“公廨钱”经营有了框框限制:可以进行贸易、农业投资等,但是不允许放高利贷。实际上,这就是政府商业行为,唐代经营这项“三产”的人员有个专门称谓叫“捉钱令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