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潘晓地信引发地关于人生观问题地讨论.doc

潘晓来信——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前言:卢跃刚新闻媒体作为“公器”始于1980采访/李公明《新周刊》:你能否先谈谈1980年代中国新闻界总的思想特征与精神状态?卢跃刚:1980年代社会思潮波涛汹涌,其标志是三次大争论。第一次是“潘晓讨论”,第二次是“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争论”,第三次是“姓‘资’姓‘社’大讨论”。三个争论表面上分别是伦理问题、哲学问题、改革目标的争论,本质上是政治争论,争论的形态基本是“左”、“右”之争。这股社会思潮的背后,是20世纪中国第二次“西学东渐”,即学术界以“新启蒙”为特征的“理论新潮”,展开了所谓的“文化反思”。这是处于政治旋涡中的新闻界的社会坐标。1980年代中国新闻界的主题词是“启蒙社会”、“推进改革”,意识形态主要是反左,其精神特征是一些编辑、记者相当自觉地反省假、大、空宣传对社会对国家对人心的危害,相对独立地进行新闻判断,并逐渐向“新闻职业化”、“新闻本位化”转型,以推动社会进步。《新周刊》:当时有一些全国反响的重大报道凸显了传媒在引发、推动中国社会思潮方面的作用,请你谈谈当时的具体情况。卢跃刚:新闻媒体作为真正意义上的“公器”是从1980年代开始的。“潘晓讨论”(也叫“人生观大讨论”)可以说最典型,它由《中国青年》杂志社发起,《中国青年报》、《工人日报》两大报纸跟进,持续时间近半年。“潘晓”是当时两个青年名字拼合而成的名字,潘晓那封提出了“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伦理命题和“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的惶惑长信,发表在《中国青年》1980年5月号上。那时的《中国青年》发行量398万份,至少有1500万人读。《中国青年报》、《工人日报》当时的发行量分别是220万和240万,分别有1000万以上的读者,绝大多数是青年。数千万青年被卷进一场涉及社会伦理和人生观的大讨论,用“波澜壮阔”来形容不为过。应该说,1980年代的大门是“潘晓讨论”开启的。“潘晓讨论”的思想史价值被远远低估了,它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有两个:一、挑开了问题;二、培育了1980年代的青年精英队伍。“潘晓讨论”是一次真正的思想解放运动,是新闻媒体面对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人,特别是青年人的精神危机作出的反应。潘晓来信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编辑同志:    我今年23岁,应该说才刚刚走向生活,可人生的一切奥秘和吸引力对我已不复存在,我似乎已走到了它的尽头。回顾我走过来的路,是一段由紫红到灰白的历程;一段由希望到失望、绝望的历程;一段思想长河起于无私的念头而终以自我为归宿的历程。    过去,我对人生充满了美好的憧憬和幻想。小学的时候,听人讲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雷锋的日记》。虽然还不能完全领会,但英雄的事迹也激动得我一夜一夜睡不着觉。我还曾把保尔关于人生意义的那段著名的话:“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工工整整地抄在日记本的第一页。日记本用完了,我又把它抄在第二个本上。这段话曾给我多少鼓励啊。我想,我爸爸、妈妈、外祖父都是共产党员,我当然也相信共产主义,我将来也要入党,这是毫无疑义的。    后来我偶然看到一本过去出的小册子《为谁活着,怎样做人》。我看了又看,完全被迷住了。我开始形成了自己最初的、也是最美好的对人生的看法:人活着,就是为了使别人生活得更美好;人活着,就应该有一个崇高信念,在党和人民需要的时候就毫不犹豫地献出自己的一切。我陶醉在一种献身的***中,在日记里大段大段地写着光芒四射的语言,甚至一言一行都模仿着英雄的样子。    可是,我也常常隐隐感到一种痛苦,我眼睛所看到的事实总是和头脑里所接受的教育形成尖锐的矛盾。在我进入小学不久,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就开始了,而后愈演愈烈。我目睹了这样的现象:抄家、武斗、草菅人命;家里人整日不苟言笑,外祖父小心翼翼地准备检查;比我大一些的年轻人整日污言秽语,打***、抽烟;小姨下乡时我去送行,人们一个个掩面哭泣,捶胸顿足……我有些迷茫,我开始感到周围世界并不像以前看过的书里所描绘的那样诱人。我问自己,是相信书本还是相信眼睛,是相信师长还是相信自己呢?我很矛盾。但当时我还小,我还不能对这些社会现象进行分析。况且过去的教育赋予了我一种奇怪的能力,这就是学会把眼睛闭上,学会说服自己,学会牢记语录,躲进自己高尚的心灵里。可是,后来就不行了。生活的打击向我扑来。那年我初中毕业,外祖父去世了。一个和睦友爱的家庭突然变得冷酷起来,为了钱的问题吵翻了天。我在外地的母亲竟因此拒绝给我寄抚养费,使我不能继续上学而沦为社会青年。我真是当头挨了一棒,天呵,亲人之间的关系都是这样,那么社会上人与人的关系将会怎样呢?我得了一场重病。病好后,借助几个好同学的力量,给街道办事处写信,得到了同情,被分配在一家集体所有制的小厂里,开始了自食其力的生活。那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