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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研究述评
刘勇李春雨
郭沫若研究是与郭沫若的文学创作同时起步的,如果说郭沫若研究本身在中国文化学术界堪称一门显学,那么郭沫若研究从发生到发展所经历的种种曲折变化也同样是显要夺目的。郭沫若研究及其发展变化,不仅鲜明地映现出郭沫若作为一代文化伟人自身的意义和价值,而且还在相当深广的层面上体现出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与文化历史进程中的某些重要足迹。学术界愈来愈清醒而强烈地意识到,郭沫若研究的价值远远超出了其本身的意义。
一、诗歌研究
郭沫若的诗歌创作与整个中国现代新诗的创作和发展有着一种特殊的“同步性”。因此,无论是以个体为对象,还是以整个中国现代新诗的发展对象,或者是以这两者的密切结合为对象,郭沫若的诗歌创作及研究,都理所当然地引起了人们的高度重视,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最充分、最深入,成果也最丰富的领域之一。
(一)对郭沫若诗歌开风气之先,真正奠定现代新诗发展基础的高度重视,是郭沫若诗歌研究初期的一个突出问题,它体现了郭沫若诗歌创作的文学史意义。从1919年2月至1920年12月,郭沫若在宗白华编辑的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陆续发表了一系列新诗,形成了其新诗创作的笫一个“爆发期”。这些作品一出现就引起了有识之士的兴趣与关注。首先发表评论的是编发郭沫若这些诗作的宗白华,他在1920年1月7日致敦沫若的信中说:“你的凤凰正在翱翔空际,你的天狗又奔腾而至了。……你的诗是以哲理做骨子,所以意味浓深。不像现在有许多新诗一读过后便索然无味了。所以白话诗尤其重在思想意境及真实的情绪,因为没有词藻来粉饰他。”[1](P24-25)在给郭沫若的另一封信中,宗白华对郭沫若最初诗作的风格给予了进一步评析:“我觉得你的诗,意境都无可议,就是形式方面还要注意。……你的诗意境偏于雄放直率方面,宜于做雄浑的大诗。所以我又盼望你多做像《凤歌》一类的大诗,这类新诗国内能者甚少,你将以此见长。但你小诗的意境也都不坏,只是构造方面还要曲折优美一点,同做词中小令一样。要意简而曲,词少而工。”[1](P27)当时与郭沫若同在日本留学的田汉也就郭沫若的诗作提出了一些敏锐的看法,他在
1920年2月29日致郭沫若的信中说:“与其说你有诗才,无宁说你有诗魂,因为你的诗首先是你的血,你的泪,你的自叙传,你的忏悔录啊。我爱读你这纯真的诗。”[1](P79)宗白华与田汉这些最早的论评虽然是随感式和直觉性的,但准确把握了郭沫若早期诗歌创作的主要特点,对于“发现”郭沫若这位“东方未来的诗人”(田汉语)具有重要的意义。
1921年8月5日,郭沫若的第一部诗集《女神》由上海泰东书局出版发行。《女神》的出版不仅奠定了郭沫若在中国新诗史上的地位,而且也奠定了整个中国现代新诗发展的基础。《女神》的这种特殊价值,使它自问世以来一直成为郭沫若诗歌研究乃至整个郭沫若研究的一个焦点。《女神》出版的第二天,创造社作家郑伯奇就发表了《批评郭沫若的处女诗集<女神>》[2]的文章,从多种视角评析了《女神》的价值与意义。郑文强调《女神》是个性解放的产物,同时还敏锐地感受到郭沫若在《女神》中体现出的情感与理智的矛盾,认为《女神》作者的感情可以打倒理智,“自我完全在那里活跃”,《女神》的一个突出价值就是它不拘一格的“流动性”以及“打破诗形的拘束”给新诗坛带来的冲击和影响。作为第一篇评析《女神》的专论,郑伯奇的文章不仅显示了一种时代的敏感,而且也表现出对郭沫若诗歌特质的某些准确体悟。同样是创造社作家的郁达夫也很快发表文章,探讨《女神》的“真价”。他认为中国诗歌“完全脱离旧诗的羁绊自《女神》始”[3],在文学史上首次明确指出了《女神》对中国现代新诗的开拓之功。
在初期郭沫若诗歌研究中,真正触及到郭诗时代精神和艺术品格的,是新月社诗人闻一多的两篇论文《<女神>之时代精神》[4]和《<女神>之地方色彩》[5]。在前一篇文章里,闻一多强调郭沫若的诗之所以“配称新诗”,“不独艺术上他的作品与旧诗词相去最远,最要紧的是他的精神完全是时代的精神——二十世纪时代精神”;第一次较为全面的阐述了《女神》时代精神的基本内涵;在后一篇文章中,闻一多借评《女神》提出了文学的世界性与“地方色彩”亦即民族性的关系问题。在肯定《女神》创造性价值的同时,也指出了《女神》的缺憾与不足,比如“诗中夹用可以不用的西洋文字”,以及“《女神》底作者既这样富于西方的激动底精神,他对于东方的恬静底美当然不大领略”等。闻一多对《女神》的批评,实际上提出了中国现代新诗发展的根本方向问题,即如何将民族性与世界性相融合的问题。
此外,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中,对郭沫若初期诗作的开创意义再次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朱文指出,郭沫若“主张诗的本职专在抒情,在自我表现,诗人的利器只有纯粹的直观;他最厌恶形式,而以自然流露为上乘”,“他的诗有两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