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I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金融发展门槛效应检验.doc

FDI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_金融发展门槛效应检验摘要:本文基于中国大陆1995—2009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外商直接投资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促进作用是否依赖于金融发展水平的问题。结果发现:只有当金融发展水平越过门槛值之后,外商直接投资才会产生显著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效应;目前中国金融发展水平尚未进入这一阶段,而且本身也不足以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产生积极的贡献。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金融发展;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中图分类号::A文章编号:1674-2265(2013)02-0016-05 一、引言截至2011年底,在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FDI)。巨额的FDI究竟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成功标志还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按照永瓦尔等(Ljungwall等,2010)对67篇研究中国FDI溢出效应论文的总结分析,与其他转型经济国家或者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从FDI中获得了更高的溢出效应。FDI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因为中国经济明显获益于FDI的溢出效应。然而此种判断可能高估了FDI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因为东道国是否获益于FDI的溢出效应与东道国的吸收能力有关,而东道国的吸收能力又取决于一系列制度因素。在这些制度因素中,金融发展极具重要性(高丝等,2006;门多萨等,2007;青木等,2007)。鉴于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是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源泉,本文检验了金融发展对FDI的TFP增长效应的影响。本文的研究思路主要受到阿尔法罗等(Alfaro等,2009)的启发,与之不同的是本文并不是基于金融发展与FDI的交互效应来间接推断金融发展的作用,而是直接利用汉森(Hansen,2000)的门槛回归方法(ThresholdRegression)来检验金融发展的门槛效应。与交互效应模型相比,门槛回归模型的优势在于具有更直观的经济学含义,而且门槛值也能够被直接估计并进行相关的假设检验。二、文献综述理论上,外商直接投资(FDI)能够通过多种渠道对东道国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产生积极影响。这些渠道包括(格尔克等,2004):内资企业对外资企业产品、生产技术和管理方式的模仿;伴随着曾经在外资企业培训或工作过的人员向内资企业的流入,外资企业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也随之流入;外资企业更加熟悉国外市场,而内资企业可以从外资企业的国际贸易活动中获得国际市场的信息;外资企业抢占大量市场份额,压缩内资企业的生存空间,逼迫内资企业提高效率。然而经验证据显示:在发展中国家,FDI的生产率溢出效应要么几乎不存在,要么为负(艾特肯等,1999);FDI显著的正面生产率溢出效应只存在于一些发达国家里(哈斯克尔等,2002;格尔克等,2002)。其他研究发现,FDI对东道国生产率增长的促进作用并不是自动的。只有当东道国对FDI可能的正面生产率溢出效应具有一定吸收能力后,FDI对东道国TFP增长的促进作用才会出现(布洛姆斯特伦等,2003)。否则,FDI对东道国TFP增长不仅毫无益处,甚至具有副作用。这些副作用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外资企业对内资企业市场空间的侵蚀(蒋殿春等,2005)。大量文献发现,东道国对FDI正面溢出效应的吸收能力与东道国一系列制度因素有关,在这些制度因素中,金融发展极具重要性。如阿尔法罗等(Alfaro等,2004)系统阐述了东道国对FDI正面溢出效应的吸收能力是如何与东道国金融发展相联系的:首先,面对FDI的技术外溢,尽管东道国部分企业可以通过内部融资来获得重新组织企业结构、购置新机器设备与雇佣新的经理和技能工人等所需要的资金,但如果企业现有技术与新技术差距较大,那么仅依靠内部融资是不够的,企业对外部融资的需求就会很大。然而在大部分情况下,企业外部融资受限于国内金融资源。其次,金融发展滞后抑制了潜在企业家的出现,因为即使潜在企业家掌握了一项崭新的技术,但完全可能因启动资金缺乏而无法利用新技术开办新企业。再次,尽管FDI有创造后向联系的潜力,但如果没有外部融资支持,这些本地新企业的创建就不太可能,从而FDI潜在的后向联系就很难实现;最后,当FDI通过兼并与收购方式进入东道国时,金融发展程度对这些业务的顺利实施十分重要。阿尔法罗等(2004)利用1975—1995年跨国数据发现:如果不考虑金融发展与FDI的交互效应,FDI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模糊的;当考虑金融发展与FDI的交互效应时,金融发展水平高的国家显著地从FDI获得益处。该结论的成立不依赖于金融发展水平的测度方法,而且其他控制变量的引入及解释变量的内生性问题也并不会对结论的稳健性带来影响。阿尔法罗等(2009)进一步分析了FDI影响经济增长的渠道,他们研究发现:东道国经济增长从FDI获益的主渠道是TFP提升而非物质资本或者人力资本积累;金融发展水平越高,则FDI对东道国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