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汉佛经对勘丛书.doc

《梵汉佛经对勘丛书》总序印度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译经活动也随之开始。相传摄摩腾和竺法兰所译《四十二章经》是中国的第一部汉译佛经。这样,汉译佛经活动始于东汉,持续至宋代,历时千余年。同样,印度佛教自七世纪传入中国藏族地区,藏译佛经活动始于松赞干布时期,持续至十七世纪,也历时千余年。据赵朴初先生在《佛教常识答问》中的说法,汉译佛经共有“一千六百九十余部”,而藏译佛经共有“五千九百余种”。[①]中国的佛教译经活动历时之久,译本数量之多,而且以写本和雕版印刷的传承方式保存至今,堪称世界古代文化交流史上的一大奇观。印度佛教在中国文化土壤中扎下根,长期与中国文化交流融合,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就汉文化而言,最终形成的传统文化是以儒家为主干的儒道释文化复合体。汉译佛经和中国古代高僧的佛学著述合称汉文大藏经。它们与儒家典籍和道藏共同成为中华民族的宝贵文化遗产。为了更好地继承和利用文化遗产,我们必须依随时代发展,不断对这些文献资料进行整理和研究。儒家典籍在中国古代文献整理和研究中始终是强项,自不待言。相比之下,佛教典籍自近代以来,学术界重视不够,已经逐渐成为中国古代文献整理和研究中的薄弱环节。二十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中国台湾地区编辑的《中华大藏经》是迄今为止汇集经文数量最多的一部汉文大藏经。其后,八、九十年代,中国大陆地区也着手编辑《中华大藏经》,已经出版了“正编”。这部大陆版《中华大藏经》(正编)以《赵城金藏》为底本,缺失部分依据其他十二种汉文大藏经补足,同时选取八种汉文大藏经作为校本,在每卷经文后面列出“校勘记”。可惜,这部《大藏经》的编辑只完成了一半,也就是它的“续编”还有待时日。这种收集经文完备又附有“校勘记”的新编汉文大藏经是为汉传佛教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奠定坚实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可以进一步开展标点和注释工作。与汉文大藏经的总量相比,出自现代中国学者之手的汉文佛经的标点本和注释本数量十分有限。为何这两种《中华大藏经》都采取影印本,而不同时进行标点工作?就是因为标点工作的前期积累太少,目前还没有条件全面进行。而对于中国现代学术来说,古籍整理中的标点和注释工作也是不可或缺的。因此,有计划地对汉文佛经进行标点和注释的工作应该提到日程上来。唯有这项工作有了相当的成果,并在工作实践中造就了一批人才,《中华大藏经》的标点工作才有希望全面展开。对于佛经标点和注释的人才,素质要求其实是很高的:既要熟谙古代汉语,又要通晓佛学。同时,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在汉文大藏经中,汉译佛经的数量占据一多半。而汉译佛经大多译自梵文,因此,从事佛经标点和注释,具备一些梵文知识也是必要的。此外,有一些佛经还保存有梵文原典,那么,采用梵汉对勘的方法必然对这些汉译佛经的标点和注释大有裨益。这就需要通晓梵文的人才参与其中了。过去国内有些佛教学者认为留存于世的梵文佛经数量很少,对汉文大藏经的校勘能起到的作用有限。而实际情况并非这么简单。自十九世纪以来,西方和印度学者发掘和整理梵文佛经抄本的工作持续至今。当代中国学者也开始重视西藏地区的梵文佛经抄本的发掘和整理。由于这些抄本分散收藏在各个国家和地区,目前没有确切的统计数字。虽然不能说所有的汉译佛经都能找到相应的梵文原典,实际上也不可能做到这样,但其数量仍然十分可观,超乎人们以往的一般想象。例如,在汉译佛经中占据庞大篇幅的《般若经》,其梵文原典《十万颂般若经》、《二万五千颂般若经》和《八千颂般若经》等均有完整的抄本。又如,印度出版的《梵文佛经丛刊》(BuddhistSanskritTexts)收有三十多种梵文佛经校刊本。其中与汉译佛经对应的梵文原典有《神通游戏》(《方广大庄严经》)、《三昧王经》(《月灯三昧经》)、《入楞伽经》、《华严经》、《妙法莲华经》、《十地经》、《金光明经》、《菩萨学集》(《大乘集菩萨学论》)、《入菩提行经》、《中论》、《经庄严论》(《大乘庄严经论》)、《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阿弥陀经》、《庄严宝王经》、《护国菩萨经》、《稻秆经》、《悲华经》、《撰集百缘经》、《佛所行赞》、《如来秘密经》(《一切如来金刚三业最上秘密大教王经》)和《文殊师利根本仪轨经》等。此外,诸如《金刚经》、《维摩诘经》、《阿毗达磨俱舍论》、《因明入正理论》和《辨中边论》等这样一些重要的汉译佛经也都已经有梵文校刊本。因此,对于梵汉佛经对勘在汉文佛教文献整理和研究中的学术价值不能低估,相反,应该予以高度重视。其实,梵汉佛经对勘不仅有助于汉文佛教文献的整理,也有助于梵文佛经抄本的整理。梵文佛经抄本整理的主要成果是编订校刊本。因为梵文佛经抄本在传抄过程中,必定会产生或多或少的文字脱误。这需要依据多种抄本进行校勘,确定正确的读法,加以订正。除了利用同一佛经的多种梵文抄本进行校勘外,还可以利用同一佛经的平行译本进行对勘。尤其是在有的梵文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