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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后共产主义国家
认同性重构的概念研究
著
万达·德曾斯勒
译
水金
本文试图阐发在后共产主义空间诸国已现端倪的认同性重构的意义、
机制和关键问题。只有把这个后共产主义空间看做并非自在的,而是处于
同西欧国家发生新的和旧有的互动作用之中,才能理解同我们所经历的全
球化阶段息息相关的、具有普遍意义的这种认同性重构现象。
为了思考各个空间群体(民族、国家、“自然群体,’) 和社会群体(阶级)之
间的互动作用,空间概念将以本文作为范式提出的分析的历史观点为辅助,
其长处在于以某种方式公设一种“底层语言”的存在—能够接受某些不同
的认同性形式的“底层语言”。论述的重点放在认同性、宗教、政治的重构
上,而这些因素的重构又是在全球空间中同特殊背景的经济和社会的认同
性相关联着。
主要问题既在于仍然延续的东西,同时也在于被重构的东西,以及同每
个社会的不同文化和政治轨迹—借助特殊的炼金术重叠和结合起来的或
多或少陈旧的轨迹—相互作用或者可能的交叉。在以前存在的东西与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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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达·德雷斯勒
在被重构的东西之间,隐藏于深层的乃是一个可以用前缀“解”、“脱”或“非”
来表达的过程:在共产主义制度下建构的基准点的解构、瓦解、非书写,或者
说共产主义制度本身瓦解和重构了过去存在的东西。
我们的全部注意力将放在当代的各种社会运动上,这些社会运动推进
着无论是东方或者西方的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范式的渐进解构过程。也就
是说,1989年之后的重构可以称之为“重”个体化,“重”私有化,或日“重”资
本化,亦即同非共产主义全球空间中通用的社会机制的“重”协调。
在某些情况中,这是指复原,但不是共产主义阶段的复原,而是前共产
主义阶段的复原(原有的私有财产、民主机构或者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民族思
维模式的复原)。在另一些情况中,这样的复原毋宁说是一种象征的重新建
构,其目的在于重新扎根于较为悠久的历史延续性之中。
由此可见,认同性重构观念既假定共产主义空间中在民族范式一阶级
范式内部构成并日常使用的各种基准点的认同性预先解构,又假定人们试
图用一种摆脱了历史的暂时性的前结构(种族)来取而代之,并非作为开启
新的政治前景的一个模型;这是出于政治合法性的原因,但同时也是为了重
新建造历经磨难而变得不稳定的社会。这种观念蕴涵了同一个空间的两种
或者多种建构或书写逻辑、形式、方式的并存即竞争,而每一种逻辑形式或
方式都建构了一种不同的政治现实。的确,它们在面向创新同时又面向同
一样东西的重复的法律和政治框架内,在一个确定性似乎消失的世界里,制
造出无限多样的不同景观。
其中心问题是:何者在这个后共产主义空间中重构并在什么基础上重
构? 在这个空间中建构的东西与在全球空间中建构的东西之间如何相互依
存? 因此是基准点的问题,而且随着一些偶然因素再现,几乎是基准的双重
丧失问题。
面对这种基准的丧失,支配认同性重建的问题阐述有着本质意义:如果
从这种认同性具有相对固定性的原则出发,把这种认同性看做预先给定的
质或者本质,那么它就抹杀了作为可能的—即使是想象的—重构极的、
历史地和政治地存在的过去;如果相反,把它视为国家为了便于越来越流动
的社会机体的整合和民主管理而合法化的某些柔性范畴中的主体自我标志
的可行原则,那么各种重组的政治实体将完全是另一种样子,将开放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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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后共产主义国家认同性重构的概念研究
阐明认同性重构的方式与社会和政治变革性质之间的联系,如本文试
图做的那样,将有助于理解后共产主义空间中正在发生改变的东西以及同
欧洲其余部分比较它们是如何变化的。在社会和政治突变的背景下,所做
的选择不可能不雷同于采取比较缓慢的渐进变革的地方。
如何选择能够理解这些变革的概念工具,具有根本性意义。问题在于
我们需要知道能否制作有能力思考整体现象的工具,抑或必须制作更为特
殊的其他工具,来分析正在后共产主义空间中发生的事情。笔者的假设是
能够制作用来分析我们所研究的重构机制的共同工具。所不同的只是这种
机制的内涵以及与特殊情况相联系的社会政治的因素正在发生改变;各种
底层语言在可能依然是原来的文化和政治形态下发生着变化。
对于理解本文试图阐明的发生在范式变化范围内的重构,进路之一是
考察在不同时代的全球空间中流行的政治词汇的重要词语的某些集合,因
为这些词语给刚刚显现的政治现实以生命力。笔者不想在这里完全囊括这
个话题:我们将以一种相当宽泛的方式,从方法论的角度提出这个问题,旨
在划定界限和澄清进路。
全球语境的变异及其在认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