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时的我国经济增长面临的困难与对策设计.doc

转型时的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的困难及对策研究技术创新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一个标志性指标,甚至是试金石。只要技术创新加快、有效,转方式、调结构就会明显见到成效;如果技术创新始终止步不前或乏善可陈,那么转方式、调结构就是一句空话或口号。 2015年第三季度统计数据显示,%,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6年以来,首次低于7%。从前两个季度GDP增长7%到“破7”,,却吸引了全球目光的关注并因此造成金融市场波动,可见中国经济对全球的吸引力、影响力越来越大;同时也反映出,今年以来全球经济的脆弱性明显加深,对中国经济的走势极为敏感。“破7”符合大多数观察家的普遍预期,好像一块石头终于落地,少许也增添了人们的一些确定感。的确,这可能是一个标志性事件,预示着中国经济从此将暂时告别7%以上的中高速增长,转而进入低于7%的中速增长时期。对于中国经济未来走势的看法或预测,见仁见智,始终存在不同意见和争论,悲观与乐观互见。笔者属于务实派,2014年上半年就曾撰文指出:纵观国内外宏观经济大势,在未来1-3年的短周期中,中国经济将持续承压,并且“最严峻的时期并不在2013或2014年,而是在2015年之后,最可能的时间窗口应该是2016-2017年,或许还会拖延至2018年”(参见本刊2014年第9期《经济下行压力加大 金融风险渐行渐近》)。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判断,是基于对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状况的基本认识,大致说来可这样概述: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长期保持的强劲增长,主要是因为同期外贸进出口提供了持续动力,极大地带动了国内生产加工业的蓬勃发展,从而形成所谓的“中国价格”、“中国制造”和“世界工厂”等概念;同时,大量贸易顺差的产生与国际资本流动相互交集,形成国内流动性长期过剩的局面,并促使固定资产投资持续膨胀,成为拉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第二个重要原因。当然,科技进步、产业升级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等因素也为这些年中国经济的增长发挥了不可或缺的内在作用,这有目共睹,不可否认。然而,以外贸进出口和投资拉动为主的经济增长模式,总体上属于一种粗放的、外延式即要素驱动的经济增长,大多生产的是中低端产品,本身技术含量有限,附加值不高。因此,依靠这种增长模式,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必然会形成“瓶颈”,难以在更高水平、更高层次上取得突破性发展。尤其是国际金融危机之后,随着外围发展环境和内部各种生产要素在不知不觉中发生重大改变,必然会出现增长困难。特别是当这种变化已不是短期因素,而逐渐演化成为一种趋势性的变化,即“拐点”真正到来时,原有的外贸进出口和固定资产投资拉动等增长因素,反而有可能产生反作用、负效应。基于以上基本认识,下面特从四个方面做些具体分析。外贸进出口持续下降成为经济增长制约因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同期外贸进出口长期持续高速增长首推为第一动力,具体表现为外贸依存度即外贸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不断提高,在外贸依存度由低向高的上升过程中,正是外贸进出口拉动经济增长持续发挥作用的时期。而一旦外贸依存度到达顶点并出现下滑时,其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便开始放缓,若进一步减速并明显慢于GDP增长时,其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就会走向反面。那么,外贸进出口从2012年之前每年大约保持20%以上的增长,到2012-2014年年均仅增长约5%-6%,其对中国经济增长到底带来何种影响?2015年全国外贸进出口制定的预期增长目标为6%,而实际上1-%,这对中国经济增长7%左右的预期目标又意味着什么呢? 简单回答,即外贸进出口是影响中国经济增长最直接、最重要的原因。并且,可以进一步推断:如果外贸进出口形势短期内难以得到根本性好转,那么中国经济增长所面临的困难,就难以消除。事实上,2012-2014年,中国外贸进出口年增速均明显低于同年GDP的增速,对当年GDP增长几乎毫无贡献。而自2012年中国外贸进出口增长率降低为个位数以来,GDP增长就从前几年的9%-10%区间降至7%-8%区间,2015年则进一步陷入“保7%”的困难之中。外贸进出口对经济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其对GDP的直接拉动上,而且还深刻影响国内货币流动性,通过增加货币流动性进而对固定资产投资起到明显的拉动作用。近两年来,随着中国外贸进出口增长出现困难,外汇储备也相应受到影响。而外汇储备的增减变化,一般会同方向反映在外汇占款的增减变化上。2014年末,,但全年仅增加217亿美元,%,比起之前每年动辄几千亿美元的新增额,简直微不足道。事实上,从2014年的6月份起,中国外汇储备已经开始掉头向下,2015年之后更呈趋势性下降局面,至今年9月末的最新统计,,比历史高点大幅减少约4791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