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汉语同形同音词与多义词的区分原则和方法.doc

现代汉语同形同音词与多义词的区分原则和方法*——兼议《现代汉语词典》同形同音词分立的有关问题北京语言大学对外汉语研究中心  张 博一 “共时—历时”双重限定的区分原则在词的多义性(polysemy)研究中,不同语言的研究者都面临一个共同的问题:如何区分一词多义和同音形异义(homonym)现象?由于已经提出的标准都有分析上的困难,因此,多义词和同形同音词的区别“始终是语言学不断讨论的一个问题”(戴维·克里斯特尔,1996:274—275)。在汉语语言学界,有关的讨论是随着对同音词的特性、来源和类别的讨论而不断集中和深入的。早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同音词”就被作为一种重要的词语类聚列入词汇学专著和语言学教材中。综观50年来的有关研究,首先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同音词”概念的界定发生了由宽而严的偏移。宽式界定在早期著述中常见,基本表述为:“语音形式相同而词义不同的词是同音词”。(孙常叙,1956:199;杨欣安,1957(第二册):94;高名凯、石安石,1963:119)该定义是在属概念“词”上加两个种差作出的。种差(1)“语音形式相同”显然没有问题,而种差(2)“词义不同”则属冗余限定。因为,词是音义结合的语言单位,一个词之所以能作为独立的个体存在于语言的词汇系统之中,必在语音形式或意义内容上与他词有所不同。既然同音词已在语音上相同,“词义不同”是理所当然。语言中怎么可能存在两个音形皆同而词义也完全相同的词?即便字形不同、音义全同,那也是一词之异体或用字之通假,而不是两个词。因此,用“词义不同”来限定同音词的意义关系等于没有限定,而且也无需这样限定,这好比同义词不用“语音不同”来限定一样。透过这种限定过宽的逻辑失误,可以看出,当时同音词与多义词的区别尚未引起足够重视,学者们在认识同音词的意义关系时,一般没有把多义词的特点作为主要参照,因而在同音词的定义中没有显出特别强调同音词与多义词差别的意图。严式界定已出现于早期的一些著述中,以后渐被认同。其基本表述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把同音词的意义表述为“完全不同”(周祖谟,1959:38;高文达、王立廷,1982:80;葛本仪,1985:123),另一类表述为“没有任何联系”或“毫无联系”(刘镜芙,1958,罗世洪,1984:62)。这两种表述虽说都对“词义不同”严加限制,可仍不具有逻辑上的严密性。因为,汉语中确有一些语音相同而词义也有相同相通之处的词,例如,由词义分化而产生的同族词“平—坪(平地)”、“鱼—渔(捕鱼)”等,既有相同的语义成分,又有源流相因的关系,并非“意义完全不同”或“词义没有任何联系”。同音词概念的界定由宽而严,是研究者以多义词为参照和对比项来认识同音词的结果。他们看到,因语音简化、偶然音同、音译、缩略等形成的同音词语之间意义殊异,即使用相同的字记录,也是易于识别的不同的语言成分;多义词的不同意义虽然也附丽于相同的语音形式,可总有某种语义上的联系,当其语义联系疏离或中断,某些义项会从原词中分化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词位,这个新词若仍沿用原词的语音形式,就成为原词的同音词。通过这种途径产生的同音词,如果字形也相同,就只能从意义上加以识别区分。严式定义正是聚焦于大多数同音词的意义特点以及某些同音词与多义词的联系,特别强调同音词意义“完全不同”或“毫无联系”,旨在与多义词划清界限。由此而言,同音词的严式界定不无意义,它标志着同音词的基本特点已明,也标志着同音词的复杂性和研究难点已引起充分注意。但是,严式界定显然存在定义过窄和不够明确的问题,原因在于:1)对同音词的类别缺乏限定。同音词来源多样,性质殊异,是一个内部构成十分复杂的词语类聚。其与他类词相区别的本质规定性只在于语音形式相同,至于其语义关系,则因词因类而异,没有共同的特征。也就是说,同音词除可与“异音词”相对外,不能在整体上与其他根据词义特征划分的词语类聚(如多义词、反义词等)相区别,因此,同音词严式定义中的意义“完全不同”或“毫无联系”实际上只能适用于同形同音词,而无法成为适合各类同音词的周延的语义关系上的限定。2)对同音词意义“联系”的性质缺乏限定。说同音词的意义“毫无联系”,是指其没有词源学意义上的联系,还是在共时语言系统中没有联系?从严式定义本身看不出答案。对以上两个问题予以重视和妥善处理的是符淮青先生的《现代汉语词汇》(1985)。该书将同音词定义为“两个以上声母、韵母和声调都相同的词是同音词”(),摒弃了对同音词意义关系的限定。在分析了同音词的类型和来源之后,该书重点讨论同形同音词与多义词的界限。首先,从词源和现时感觉这两个角度把词义的联系归纳为四种可能:(一)词源上有联系,现时感觉意义有联系;(二)词源上有联系,现时感觉意义无联系;(三)词源上无联系,现时感觉意义有联系;(四)词源上无联系,现时感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