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政策分析与模式.doc

外交政策分析的路径与模式[①]《外交评论》2011年第6期内容摘要:虽然外交政策是我们理解国际关系的关键,但与国际政治研究相比,外交政策研究尚处于“初级阶段”。本文对外交政策分析的特征、价值进行了总结,并从社会科学研究的四种分析模式出发,对现有外交政策分析文献进行了分类归纳。根据本文的归纳,外交政策分析存在四种路径九种模式。但是,不管那种路径与模式都未能解决外交政策分析的三个关键难题,因而并不能对外交政策提供令人满意的分析。为此,本文最后指出,如何整合不同路径与不同模式以提供一个综合分析框架是外交政策分析面临的难题。关键词:外交政策分析、施动者-结构、解释、理解[作者简介]李志永,湖北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政治理论、外交政策分析、中国外交、公共外交等,lizhiyong0424@。通信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10号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诚信楼8层72号信箱(100029)。克里斯托夫·希尔指出,“外交政策是我们理解国际关系的核心部分,即使它远难称得上这一问题的全部。由于某些好的和坏的理由,它目前被忽视了,但它必须回答中心位置。”[②]保罗·科维特(PaulKowert)也指出,“由利益可能截然不同的公民所组成的民族国家怎样才能选择合适的外交(或任何其他)政策以服务于‘公共’利益呢?这一集体行为问题以及与其相关的国家合作途径问题,都是国际关系的主导性问题。”[③]换句话说,国家的外交政策到底是如何决定的及其行为规律构成了国际关系研究的主导性问题,这正是外交政策分析要回答的根本主题。本文将从方法论与认识论入手,对外交政策分析的主要路径与模式进行回顾与总结,以推动我们对外交政策的理解,促进外交政策分析研究的深化。一、外交政策分析的特征与价值国际关系是行为体(现今主要是国家)互动造就的人类现象,而就单个行为体而言,任何由国家引起的重大国际政治现象均是不同外交决策或决策[④]相互作用的结果。正是如此,研究国际政治也必须研究外交政策。然而,与国际政治的理论化相比,外交政策研究要落后得多,尚处于“初级阶段”。(1行)1、外交政策分析的复兴及其特征外交政策研究在西方被称为外交政策分析(foreignpolicyanalysis,FPA)或外交决策学(foreignpolicydecision-making,FPDA)。外交决策学研究决策者与所处环境之间在不同层次上的互动过程和互动内容。[⑤]外交政策研究的中心是希望理解各国面对它国及其总体国际环境时的行动和行为。[⑥]可以说,自有国家以来,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的研究就已开始。而国际政治研究作为一门学科在一战后就成型了。显然,国际政治研究与外交政策研究都属于国际关系学科,但是传统上的国际关系研究重点在国际政治,而对于外交政策的专门研究涉足较少。瓦莱丽·赫德森()就指出“外交政策分析作为一项不同的和具有理论自觉的事业是在二战结束以来才开始。”[⑦]奠定这一领域的主要是三本著作:(1)1954年,美国政治学者施耐德(RichardSnyder)、布鲁克()和萨宾()发表了《国际政治研究的一个路径:决策》一文,提出“国家即决策者”,率先将外交决策视角引入国际关系理论研究。[⑧]1962年,文章经作者修改后成书,以《外交决策》[⑨]出版。学界取三个作者名字的第一个字母,称他们为“SBS”,由此外交决策学渐成一派。2002年11月,在该书发表40周年之际,又以《重温外交决策》[⑩]再版。(2)1956年,斯普劳特夫妇(HaroldSproutandMargaretSprout)出版了《国际政治语境下的人与环境关系的假设》[11]一书,经过修改1957年以《国际政治研究中的环境因素》[12]为名发表于著名的《冲突化解杂志》,1965年又以《对国际关系中人类事务的生态***》[13]出版。(3)1966年,詹姆斯·罗西瑙()发表《预理论与外交政策理论》一文,鼓励学者以一种系统和科学的方式分解出有关国家外交行为的通用的一般理论。[14]也正是这三本著作分别奠定了外交政策分析的三个流派,即由SBS开创的外交决策研究、parativeForeignPolicy,CFP)研究。(2行)但是,可能是受到20世纪60年代行为主义革命的影响和冷战现实结构的约束,国际关系学科对科学化的追求导致以华尔兹为代表的结构主义理论和各种理性选择理论成为国际关系的主流。然而,冷战以任何理论尤其是主流理论丝毫没有预料到的方式和时间轰然瓦解,让“冷战后时代成年的研究者们似乎凭直觉认识到国际关系研究最终是人的研究,而人从事这些关系的方式是难于简化的。”[15]故“敌视人”的国际政治研究不再无条件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