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论文-圆外方中：柳宗元被贬后的心性设计与主客观矛盾.doc

历史学论文-圆外方中:柳宗元被贬后的心性设计与主客观矛盾历史学论文-圆外方中:柳宗元被贬后的心性设计与主客观矛盾青年柳宗元心性激切、峻直,一方面当与其父柳镇“号为刚直”的性格有着遗传学上的关联,另一方面恐与宗元本人因学殖内充而形成的自信、自尊以至自傲有关。所以韩愈在《柳子厚墓志铭》中先讲了柳父“不能媚权贵”的性格特点,而后介绍宗元道:“子厚少精锐,无不通达。„„以博学宏词授集贤殿正字,隽杰廉悍,议论证据今古,出入经史百子,踔厉风发,率常屈其座人,名声大振。”这里说的都是表扬子厚的话,但“精锐”、“隽杰廉悍”、“踔厉风发”等词语已透露出一股锐意直行、势不可当的气势,而“率常屈其座人”,更隐然含有某种露才扬己、得理不让人的自傲的成分。这是一种内外皆方,棱角分明,见事风生,敢作敢为的性格,也是一种剑走偏锋,不能摧折,极易得罪人而疏于自我保护的性格。如果柳宗元只是一位学人或诗人,那么,其性格刚直激切些并无大碍,有时还可能会赢得朴拙古直的美名;但柳宗元却并不安于做学人或诗人,他要以这样的性格去从政,而且从的是一般老辣政治家都望而生畏的革弊图新之政,这就不能不出问题了。从另一方面看,年仅三十出头,即受到不次提拔,得以在权力中心运筹帷幄,发号施令,这不能不使其原已激切的性格越发激切,并极易由此滑向简单、轻率一途。革新失败后,柳宗元是清楚意识到这一点了的,他多次这样说道:“仆少尝学问,不根师说,心信古书,以为凡事皆易,不折之以当世急务,徒知开口而言,闭目而息,挺而行,踬而伏,不穷喜怒,不究曲直,冲罗陷阱,不知颠踣”(《答问》),“年少气锐,不识几微,不知当否,但欲一心直遂,果陷刑法”(《寄许京兆孟容书》),“性又倨野,不能摧折,以故名益恶,势益险。”(《与裴埙书》)这里所说,虽不乏因有求于人而多谈自己错误的套话的成分,但万事瓦裂,痛定思痛,其中何尝没有深入骨髓的人生体验,何尝没有对自我性格缺失的反视内省,只有深刻领悟了政治斗争的险恶、政治关系的复杂,才会真正意识到自己在此复杂关系和险恶斗争中的简单、幼稚。换言之,性格过于锐利,便易流于浮躁、轻率、鲁莽;斗争经验不足,常将事情简单化,便自然疏于周防,被政敌钻了空子。一面是自己的简单轻率,一面是对手的阴险狡诈,两种因素合在一起,其“名益恶,势益险”就势所必然了。与贬谪之前刚直激烈、无所避忌而又显得严谨不足、孟浪有余的性格相比,柳宗元被贬之后,性格明显发生了内向化的转变。这种转变是从他对革新运动失败的沉重反思和教训总结中,意识到这种性格不适宜在严酷复杂的政治斗争中立足,从而自觉地抑志敛性开始的。其《佩韦赋》、《解祟赋》、《送从弟谋归江陵序》、《答问》等作品,都表现出了这一倾向。在《佩韦赋》中,宗元以柔软的韦(皮绳)作为约束自己刚烈心性的标志,声言:“恒惧过而失中庸之义,幕西门氏佩韦以戒”,去其“纯刚纯强”,以求“刚以柔通”。在《解祟赋》中,他更借卜筮之言告诫自己“去尔中躁与外挠,姑务清为室而静为家。”表示要“铺冲虚以为席,驾恬泊以为车。”这是久经生命沉沦之后柳宗元对人生的全部解悟,也是残酷现实给予他的带着嘲弄的赐予。在一而再、再而三的政治打击下,宗元不能不在主观上慎重考虑自我性格与社会现实的适应问题。细读柳集,可以发现,柳宗元被贬之后对自我性格的发展趋向是有一套较完整设计的,这种设计,集中表现在他写给杨诲之的几封信中。杨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