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雨辰就《易经》对中国科学的影响与杨振宁先生商榷（摘要）.doc

[8]就《易经》对中国科学的影响与杨振宁先生商榷龙雨辰(中华文化复兴研究院哲学所研究员)杨先生在北京“2004文化高峰论坛”上的报告中所讨论的问题,实际是二十多年来国内学界热烈讨论的“李约瑟之謎”和“韦伯之謎”的子问题。杨先生反复论述的要点之一是易经和中华文化有归纳而无演绎。这是不准确的。从逻辑学和方法论上说,演绎是归纳的逆运算或逻辑逆操作,二者的应用是互为表里,相得益彰的,如果人的认识过程只有归纳而无演绎,就只能归纳出一堆离散的概念和命题,不借助演绎的方法,认识不可能前进一步,任何思维健全的人或民族莫不如此。归纳是一种综合收敛性思维,演绎是一种分析发散型思维,笼统地说“中华文化的思维”有归纳无演绎,无异于说中国人有“吸”而无“呼”,“呼吸”不畅,此人怎么可能长久生存。中国古代的逻辑可以追溯到《墨经》,《墨经》中以“类”和“分类”为推理的核心要素,“类”的定义极相似于现代数学基础的“集合”;《墨经》以“推类”为主导推理范式,“推”的意义极类似于西方逻辑的演绎推理(但比她的内容更丰富)。中国古代数学的两大高峰时期的代表作中,魏晋刘徽的《九章算术注》中用“推”字20多处,用“类”字不少于18段;宋元秦九韶的《术书九章》中用“推”不少于30次,用“类”100多次(刘邦凡,2005。3,95)。所以,准确地说,不是易经和中华文化沒有演绎法,而是沒有近现代科学意义上的系统化、符号化的,特别是公理化的长程演绎(从公理到经验命题),这种方法肇源于古希腊。中国的墨家、名家和佛教的因明对此也有贡献,只是远不如古希腊那样严整、系统、成熟。中国有的是尚末公理化、符号化,沒有理性自觉的短程演绎(从命题到命题),中国人称“外籀”之法。有了归纳和演绎也不一定产生科学,科学产生更深层的原因是文明发展的需要,如果文明发展不需要或需求强度不足,科学既不能产生,产生了或移植过来了,也终究会枯萎、脱落甚至被人为废掉。杨先生只注意到,在中国,四百年前西方的公理化演绎法被介绍到中国,但除了徐光启、利玛窦翻译的《几何原本》(1606)外,还有李之藻、傅汎际翻译的《名理探(演绎逻辑)》,其后的近百年里,还有规模更大的南怀仁编译的60巻《穷理学》(1683),大约有138位载入史籍的中西学者参予了这一学术工程,而实际上,在这之前三世纪的宋元时期,《几何原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