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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南方士人的身份表达与土族认同.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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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南方士人的身份表达与土族认同2020-02-2703:02:06人文杂志2020年1期刘晓内容提要唐帝国统一政权的建立和巩固,改变了“南北之别”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时代内涵。南北两个地域的冲突性质,逐渐由政权合法性和文化正统性的争夺,转变为统一政权下权力获取和仕宦难易的差异。南方士人因相对缺乏可资凭借的政治资源和仕宦网络,在出仕时更居劣势。这一现实困境和矛盾心迹,催生了南方士人以荔枝和橘等南方特有物象表达隐曲心声的文学书写。他们一方面有明晰的地域身份认知,怀揣湮没不闻的不平与恐慌;另一方面,又执著和欣喜地渴望与天下士人共同参与到“唐帝国”这一政治和文化共同体的塑造中去。至此,华夏化进程中南方的“荒蛮”印象,逐渐成为溢出文士阶层的一种评判,转变为以王朝政权为依托的华夏文化对南方“被教化”群体的定义。这不仅强化了南北士人对华夏文化的认同和维护,也在政治意义上凸显了其作为王朝代言人的教化角色,从而共同构成唐代士族认同观念的重要基础。关键词唐代南方士族认同南北之别蛮〔中图分类号〕K2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20)01-0104-10随着公元3世纪汉帝国统一政权的结束,长达数百年的南北多政权对峙格局逐渐形成,这一时期成为“南-北”观念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时期。学界对中古时期南北问题的观照,大多集中在政权分裂的南北朝或隋唐统一政权的初期,而主要关注领域,一是承袭《隋书·文學传序》论南北文学、文风的传统,讨论南朝至初唐南北文风的消长融合,二是讨论这一时期南北学术、学风之短长,三是研究历史变迁中南北政治、军事力量的冲突与抗衡。近年来,又有一批学者切入微观视角,从典型个案出发探讨魏晋时期“南北之别”施于个人的影响。综观前人研究,“南北”这组对举的概念,其意涵既包括实际的地理分野,如以长江或“秦岭-淮河”为界大致划分的南方、北方;也指涉基于地理分野而形成的,模糊而概括的政治、文学和文化想象。这组概念因历史时期中政权的分裂而凸显,而在大一统的唐代,尤其是中晚唐时期,士人又是如何认识“南北”的呢?南北不同的地域身份,对唐代士人形成了何种现实性影响?唐人笔下刻画的“荒蛮”南方,是否是南北朝时期文化想象的一种延续?这是我们试图回归唐代语境来解答的问题。关于唐人观念中的南北划分,张伟然曾稽考诗文,概括出唐人眼中的“南方”和“北方”。但若转换视角,将眼光从“人之于地”的认知移至“地之于人”的影响,即南北籍贯的差异对唐代士人的影响,则仍有探讨的必要。本文着重从南方士人的视角出发,考察其面对现实中的南北差异呈现出怎样的心迹和表达,进而揭示大一统国家下,南北不同的地域身份对士人个体乃至群体造成的观念性影响,并最终指向“南方”这一地理和文化意象在唐代士人观念中的潜流暗转。一、转近转高,转远转卑:南北区隔下南方士人的仕宦境遇魏晋南北朝时期,伴随政权合法性和文化正统性的角逐,南北方的地域偏见与南北士人的心理芥蒂,逐渐成为时人较为普遍的一种观念。这时的“南北之别”,往往不是单纯的地域差异,而夹杂着政治的语意、文化的歧视,乃至种族的排斥。典型者如陆机,吴国灭亡后他北人洛阳,曾遭到北方士人的百般讥刺。在后来的南北朝交聘往来中,南北文士相轻亦多伴以文化优越权的争夺。如《隋唐嘉话》载薛道衡聘陈时,曾因作诗平平被“南人”嗤道:“谁谓此虏解作诗!”“虏”是时人对代北胡姓氏族的统称,薛道衡家族世居河东汾阴,是六朝隋唐时期重要的文学世家,虽历仕北朝,但并非北地胡族。南人嗤其为北“虏”,实际暗含南北种族上的高卑之分,从而显示文化上的优越感。类似的主题和论调,在庾信、徐陵等由南入北的文士群体之中,亦不乏其例。魏晋南北朝政权的分裂,使这个时期地理意义上的“南北之别”得到某种程度的弱化,而突出表现为南北士人之间抽象却深刻的种族、文化壁垒。唐帝国统一政权的建立和巩固,则从根本上改变了“南北之别”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时代内涵。在大一统国家里真正重要的问题,不再是士人南北身份的划分,而是统一背景下其种族、文化的一致性。士人之间或仍有南北相轻的声音,但已不是主流,共同维护同一种文化并效力于王朝国家,既是统治者对士人阶层的要求,也是士人群体实现政治抱负和仕宦理想的必须途径。故此时的南北区隔,逐渐消泯了文化上的偏见和歧视,而代之以求仕背景下地望、家族、婚姻与仕宦网络等更现实层面的不同。唐人笔记曾记录这样一则文献,虽未专涉南北之分,却传达出地域与士人身份的某种勾连:“阳城居夏县,拜谏议大夫。郑钢居阌乡,拜拾遗。李周南居曲江,拜校书郎。时人以为,转远转高,转近转卑。”“远近”指地理距离,“高卑”则指官职身份,阳、郑、李三人籍贯距离京城长安渐次转近,而所得官职却渐次转卑。显然,这是时人眼中的“反常”现象,那么“正常”的规则当是以长安——政治文化的绝对中心为地标,士人望贯与其地理距离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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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时间2020-02-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