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文学》2009年第10期txt.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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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语
十月一日。
——当此日的朝阳在东方大海上升起,六十年前天安门广场上无边的欢乐即如阳光普照大地,这是中国人民站立起来的日子,是祖国重获尊严的日子。从六十年前的这一天起,无数中国公民为自己的国家创造、劳作、奉献,每一个中国公民分担着国家的艰难忧患,分享着国家的成功与荣耀。
在这一天,我们的心情明亮、庄重,我们说:你好,我的中国!
对于《人民文学》,这一天另有一重特殊的意义。
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五日,新生的共和国在成立二十四天之后,拥有了它的第一份全国性文学期刊——《人民文学》。应首任主编茅盾先生之请,***主席为《人民文学》创刊号题词:“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
六十年来,《人民文学》与共和国同行,与人民同行,有力地回应着共和国创立者的希望。
感谢六十年来的无数读者。
感谢六十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作家。
感谢我们的前辈——《人民文学》最初的创办者:茅盾先生、艾青先生,感谢六十年来在《人民文学》工作过的同志们,感谢那些为祖国文学默默奉献、青丝变白发的老编辑们。
六十年来,《人民文学》呼应着人民生活和时代精神的变化,一直站在中国文学创造与探索的前沿。在这个日子里,我们重温并且牢记这份刊物六十年前的初衷:推出更多的好作品,推出中国文学生生不息的新生力量。
我们祝福祖国,祝祖国繁荣富强。
祝福人民,祝这大地上的人们安居、幸福。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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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
二〇〇五年一月,女儿笑笑陪我去意大利乌迪内领取NONINO国际文学奖,其间,结识了印度加尔各答一家出版社的编辑NaveenKishore。女儿与他用英文交谈,我坐在旁边看他。这是一个面部轮廓极为鲜明、沉默寡言的黑皮中年男子,穿一身黑色制服,披一件黑色风衣,提一架看上去十分沉重的黑色照相机。风衣的领袖、皮鞋的帮沿、相机的边角,都磨得发了白。我请他吃了一盘面条,他给我拍了一张照片。当时互留了电子信箱和通讯地址,但分手之后
,也就基本上把他忘记了。今年年初,突然收到他的邮件,说希望我能给他们出版社写一篇描述三十年来中国所发生的巨大变化的文章。我感到这个题目太过宽泛,自己难以胜任,便婉辞了。但架不住他一再来信劝说,最后竟允许我“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想写什么就写什么”,这样,就没有理由拒绝了。拿起笔来才知道,我不可能“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也不可能“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拿起笔来才知道,他给我的题目,还牢牢地约束着我。他还发来了当年为我拍的那张照片,附着在邮件上,黑白的,有些酷。我这样的脸他竟然能拍出酷的感觉,可见是个高手。

一

按说我要写的,应该是发生在一九七九年之后的事情,但我的思绪,却总是越过界限,到达一九六九年秋天那个阳光明媚、菊花金黄、大雁南飞的下午。至此,我的回忆便与我混为一体。我的记忆,也就是当时的我,一个被赶出学校的孤独男童,被校园内的喧哗吸引,怯生生地溜进无人看管的大门,穿过一条长长的幽暗走廊,进入学校的核心地带:一个被四面房屋包围成的院子。院子的左边竖着一根柞木杆子,杆子顶端用铁丝捆扎着一根横木,横木上悬挂着一口红锈斑斑的铁钟。院子的右边有一个用砖头和水泥建成的简易乒乓球台,一群^正围着那球台,看两个人比赛。喧哗声由此发出。此时正是乡村学校放秋假的时间,围桌观球的大都是教师,只有几个漂亮的女生。她们是学校重点培养的乒乓球选手,准备在国庆节期间去县里参加比赛,所以不放假,在校练****球艺。她们都是国营农场里干部们的孩子,因为营养充足,发育良好,皮肤白皙,再加家庭富裕,衣着鲜艳,一看便知,与我们这些穷小子不是一个阶级的人。我们仰望着她们,但她们正眼都不瞧我们。正在打球的两个人,一个是曾经教过我数学的刘老师,本名叫刘天光。此人个头矮小,但嘴巴奇大。据说他可以将自己的拳头塞进自己的口腔,但他从没在我们面前表演过这绝活。我脑海里经常浮现出他在讲台上打哈欠的情景,那张嘴完全咧开,确实是壮观景象。他有一个外号叫“河马”,我们谁也没见过河马,蛤蟆也有一张大嘴,且“蛤蟆”与“河马”发音相似,于是“刘河马”就顺理成章地变成了“刘蛤蟆”。这本来不是我的发明,但查来查去,竟然查到了我的头上。刘蛤蟆是烈士的儿子,又是校革委会副主任,为他起外号,自然是一项大罪。我被开除学籍,轰出校门,也就非常必然了。
我这人从小就贱,从小就倒霉,从小就善于将事情弄巧成拙。我经常将明明是拍老师马屁的行为,让老师误以为我要陷害他。我母亲曾多次感叹地说:“儿啊,你是猫头鹰报喜,坏了名头!”是的,从来就没人将好事与我联系在一起,但凡是坏事,总说是我干的。好多人以为我脑后有反骨、思想品质差,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