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诗派的民族性建构现代诗派的使命是创造“中国化”的现代新诗,即如何使新诗在具有“世界性”质素的同时,又葆有“民族性”的精魂,因而他们的工作重心不是单纯地追求新诗的“世界性”,而是在新诗获得“世界性”质素的过程中,中国诗歌的固有传统得以激活并被创造性地转化,从而使新诗的“民族性”得以突显。(一)现代诗派的民族性建构首先表现为:由尊崇西方现代诗歌的神秘朦胧到回归中国诗歌的“含蓄蕴藉”。中国早期象征派诗人李金发将西方现代诗歌移植到中国时,“搬来却正是‘神秘’,是‘看不懂’”,“是无论也看不出这派诗风的优秀来的。”为力矫此弊,现代派诗人开始向中国传统的“含蓄”美学靠拢。卞之琳认为,“亲切”与“含蓄”是中国古诗与西方象征诗完全相通的特点。但“相通”却并不等于“相同”,二者之间的差别是很明显的。中国古诗和西方象征派诗歌虽然在艺术效果上都追求“言外之意”、“言有尽而意无穷”,但西方象征派诗歌的言外之旨多是一种超验的抽象的“理念”,或者是来自潜意识的神秘体验,而中国古诗要传达的往往“只是一种气氛,一种情调,一种感觉,一种境界,表现诗人的某种情怀或思绪,但又住住说不清确切的层次或对应内涵”。西方象征派诗歌往往通过理念或思想本身的神秘,以及思想在“客观对应物”中隐藏的深浅程度,来体现出神秘朦胧,而中国古诗多是“触物兴怀”,通过物我相谐,乃至物我两忘,来体现出含蓄。戴望舒认为“诗是由真实经过想象而出来的,不单是真实,亦不单是想象”。杜衡认为,戴望舒“谨慎着把他底诗作里的‘真实’,巧妙地隐藏在‘想像’底屏障里”了,并说“一个人在梦里泄漏自己底潜意识,从诗作里泄漏隐秘的灵魂,然而也只是像梦一般地朦胧的。从这种情境,我们体味到诗是一种吞吞吐吐的东西,术语地来说,它底动机是在于表现自己与隐藏之间。”《雨巷》诗中虽有西方现代诗歌的“朦胧”效果,但却没有涉及西方象征主义津津乐道的“天堂”“彼岸”,缺少西方象征派诗的超验神秘色彩。西方的“朦胧”与中国的“含蓄”虽有相通之处,但中国现代派诗人所追求“朦胧”不过是在西方象征派的烛照下,重新找回了中国传统诗学固有之精髓,也可以说是由于民族文化的巨大向心力使得现代派诗人在向西方现代诗歌学****时不可能完全脱离文化母体,外来的文化必须接受中国民族文化的滋养才能在中国生根发芽。(二)现代诗派的民族性建构还表现为:在西方现代主智诗的启示下,复苏中国传统智性诗的表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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