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史记一:司马迁是个糊涂虫不错,司马迁是我国汉代伟大的文学家和历史家(注意,他首先是文学家,其后才是历史家)。他的经历是那么的简单却又那么的复杂,简单的原因是他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卒于汉武帝征和三年,任汉武帝驾前郎中及太史令,后受蚕室之辱又任宫中中书令至死;说复杂却也是存在于他的简单中,身受宦官之奇耻而忍辱,以蝼蚁之姿而苟活,成旷世大书而无人知晓其死。要了解司马迁,就必须了解司马迁受宫刑的前后;要了解司马迁受宫刑的前后,就必须先了解李陵这个人。李陵是一代名将李广的孙子。李广的事迹我们可以从司马迁的《史记。李将军列传》中可以得知:品质和才干同样卓越的名将,用司马迁的话来概括就是“勇、仁、简”(武艺高超、作战英勇,仁爱士卒,为人简易),唐代诗人王昌龄之“秦时明月汉时关”诗句中的“飞将”就是他了。李广的“勇、仁、简”没有传给他的孙子李陵,勇且勇,惜匹夫之勇;仁且仁,叹假义之仁;简且简,却未见之简。这与司马迁笔下的“其为人,自奇士,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予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其所蓄积也,仆以为有国士之风”有着天壤之别。在我看来,李陵是一个见利忘义的匹夫小人。天汉元年,匈奴归汉使者,随后,汉遣中郎将苏武使匈奴,被执。天汉二年,汉武帝遣李广利伐匈奴,都尉李陵在后“将辎重”。李广利何许人?汉武帝宠妃李夫人的哥哥,具国戚之重。对于这种人,名将之后的李陵显然是瞧不起他的,这和司马迁的看法是相同的,如司马迁在《史记。大宛列传》中记载了李广利统帅汉军伐大宛却大败而归的事件,可以看出正义之士对李广利是有许多憎恶的。但他有一个受着皇帝宠幸的妹妹,偏偏李陵是个愣头青,不愿在李广利麾下受屈,私心里认为:“将辎重”是一个无关痛痒的衔,得了大胜,功劳全是李广利的,所以他想汉武帝“自请带兵以独当一面”。遂率五千步卒而出,恰与匈奴主力相遇。“与单于战,斩首虏万余级”《汉书。武帝纪》“足历王庭,垂饵虎口,横挑强胡,仰亿万之师,与单于战十余日,所杀过当,虏救死扶伤不给,旃裘之君咸震怖,乃悉征左右贤王,举引弓之民,一国共攻而围之”(《报任安书》),陵兵败,降匈奴。且不论司马迁对此役描写的真实性,其战事之艰巨之辉煌之壮烈,我们只看司马迁对此事的评价吧。在司马迁的心中,李陵是和李广一样的忠义之士,降匈奴是“欲有所为”。是这样吗?李陵的狂妄自大不说,单说降后的言行就可见他是个见利忘义的小人。李陵的身世决定了他不甘人后,尤其是居于李广利这种人之后,他的头脑中追求的是一种“名”。《汉书。苏武传》中有记:苏武被拘而不降,单于请李陵去劝降,李陵言:“终不得归汉,空自苦亡人之地,信义安所见乎?”既又叹曰:“人生如朝露,何苦自苦如此”。被拘十九年后,汉使用谋使苏武归汉,李陵叹曰:“今足下还归,扬名于匈奴,功显于汉室,虽古竹帛所载,丹青所画,何以过子卿!”有歌云:“经万里兮度沙漠,为君将兮奋匈奴,路穷绝兮矢刃摧,士众灭兮名已颓……”。也许他有很多的无奈,也许他后悔没有像苏武这样为国守节,但为填私欲而变节却是不争的事实,他要的是名,带兵出战是这样,降匈奴后仍是这样不忘名之可贵。司马迁应该知道这件事的,尤其在他的《报任安书》中仍固执其见,实为不该,实为糊涂,而《报任安书》正是他赐死的原因,这是后话。司马迁为什么要为李陵这样的小人辩解而冒“诬上”之罪名呢?这就是典型的夫子之愚:李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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