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镇化质量的的测度及其提升路径.doc

中国城镇化质量的测度及其提升路径1中国城镇化质量测度与提升路径李刚陆贝贝(安徽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安徽蚌埠)摘要:城镇化过程包括“物质”城镇化和“精神”城镇化两个层面。通过构建涵盖两个层面的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测度中国城镇化质量,结果显示:2003-2013年间,中国城镇化质量总体不高,变动趋势呈现出“V”字型,拐点出现在2010年。其变动趋势呈现出“V”字型的原因在于,2010年以前在城镇化进程中,主要强调“物质”城镇化而忽视了“精神”城镇化建设,导致二者的背离程度逐渐加大;后来随着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和城市文明的不断传播,“精神”城市化呈现出加速发展态势,并逐渐缩小了与“物质”城镇化之间的差距。“物质”城镇化和“精神”城镇化之间未能同步发展是导致中国城镇化质量不高的主要原因。要想不断地提升中国城镇化质量,在加强“物质”城镇化的同时,也应该大力推进“精神”城镇化的发展。关键词:城镇化质量;“物质”城镇化;“精神”城镇化[中图分类号]F2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一、引言与文献综述从2002年党的十六大指出“要逐步提高城镇化水平,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到党的十八大提出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城镇化质量要明显提高”,说明中央政府对城镇化的关注完成了由“量”到“质”的转变。因此,关于中国城镇化质量的研究引起了许多专家学者的兴趣,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从现有文献看,国外并没有专门研究“城镇化质量”的文献,但与之相关的研究还是比较丰富的,比如早期一些思想家们所提出的乌托邦、“理想国”、太阳城、公社新村、新协和村等可以被认为是城镇发展理想模式的萌芽。19世纪初,霍华德(Howard)在总结先前各种城镇发展模式后,提出了田园城市的理念。到20世纪中期,随着城市人口规模显著增加与人口结构转变、政府治理城市以及贸易网络的建立等现象的出现,戈登·查利德()提出了“城市文明”概念。另外,1987年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为了应对城市居民不断提高生活质量的要求,发起了“健康城市工程”。从此以后,诸如“可持续城市、绿色城市、生态城市”等理念相继被提出。这些理念和观点的提出不仅表达了人们对城市质量的追求,同时也是人类自身对城市历史和发展现实的反思。[1]国内学者对城镇化质量的关注虽然较国外晚一些,但是却明确地提出了城镇化质量的概念,认为城镇化质量是一个内涵丰富的综合性概念,考察城镇化质量不仅应该从城镇经济发展、城镇居民生活质量、城乡统筹和可持续发展等四个维度进行,[2]同时,也需要从城市化的过程和结果共同判断。[3]就中国城镇化的过程而言,由于推动城镇化的动力主要来自于政府,而政府管理城市的水平较为滞后、体制机制不健全、建设资金不足等原因,极大地影响了城镇化的健康发展。[4]就结果而言,虽然中国30年的城镇化建设走完了相当于英国200年、美国100年、日本50年所走过的路程,[5]但是质量较低,农民融入城镇还面临着各种约束。[6]导致中国城镇化质量不高的原因还在于:城市不仅仅是土地的城市化和劳动力的城市化,更重要的是人的城市化。[7]在中国先前的城镇化过程中,过分注重城镇化的“物质”的方面,而忽视了“精神”的方面。为了准确地评价中国城镇化质量的问题,许多学者对此进行了定量研究。定量研究中国城镇化质量的文献一般沿着构建指标体系、选取测度方法、结果评价等思路进行的。在构建指标体系时,大多从城镇基础实力、城镇化发展协调度、城镇化发展可持续水平等多个维度,设计出十几个甚至数十个指标组成指标体系,[8]试图科学地反映中国城镇化质量的高低。在测度方法的选取方面,有的学者选取解释结构模型(ISM),侧重于剖析影响城镇化质量的各因素之间的内在联系,希望能直观、清晰地反映各因素之间的递进、层级关系及相互影响,从中找到影响中国城镇化质量的根本因素;[9]有的学者认为城镇化质量的演变趋势属于一个动态渐变过程,因此,以突变理论为基础,构建城镇化质量测度的理论框架;[10]另外,还有的学者运用评价指标体系与预警指标体系相结合的方法,不仅评价城镇化质量的高低,还对城镇化质量的演变趋势作出预测。[11]在测度结果评价方面,研究结果基本一致:中国的城镇化质量总体不高;城镇化质量空间差异明显,呈现从东部沿海到中、西部依次降低的态势,[12]也就是说,城镇化率较高的东部地区,其城镇化质量水平也相对较高。[13]为了改变“中国的城镇化质量总体不高”的现实,中国城镇化应通过“以人为本改善民生福利、结构升级夯实产业支撑、统筹城乡发挥互补效应、融入信息化提升品质效益、建设生态文明实现永续发展”等措施,提升城镇化质量。[14]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可以充分运用政府与市场两种方式,从提高城镇化效率与增进社会福利两方面着手,[15]通过优化产业结构,提升城镇化质量,是切实解决我国城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