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回报、收入预期与居民消费关系研究.doc

教育回报、收入预期与居民消费关系研究引言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我国总需求中居民消费比例始终比较低,而且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还呈现出不断下降趋势。很多研究认为,这源自于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如施建淮与朱海婷,2004;陈兵,2012等)。根据预防性储蓄观点,人们会因为未来支出不确定增加而更多储蓄减少当期消费。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先后进行了教育、医疗与住房等改革。改革目是从原来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包办方式转向市场经济体制下通过价格调节相关资源配置。改革结果是教育、医疗、住房等支出从完全由政府出资转变为家庭自行承担。相关研究也证实了,在教育(杨汝岱与陈斌开,2009)、养老(白重恩、吴斌珍与金烨,2012)、医疗(白重恩、李宏彬与吴斌珍,2012)等领域改革中,预防性储蓄动机对于居民消费与储蓄行为具有重要影响。我国从1999年开始了高等教育改革。改革主要措施包括两项,一是大规模扩招,二是高校教育开始实行收费制度。显然,改革之后,居民家庭未来教育支出预期显著提高了,根据预防性储蓄,这会减少家庭当期消费。然而,高校扩招同时也极大地提高了接受高等教育机会,提高了未来教育程度,从而增加了未来预期收入。在永久收入假说下,未来预期收入增加会提高居民当期消费。因此,有理由认为居民家庭会因为未来预期收入提高而增加当期消费。一方面是预期教育支出增加导致家庭储蓄增加与当期消费减少,而另一方面是未来预期收入增加导致当期消费增加,那么高校扩招对于居民家庭消费与储蓄行为净影响如何?这是一个需要通过数据实证来回答问题。本文使用CHIP1995与CHIP2002城镇家庭数据,通过双重差分(DifferenceinDifference,DID)方法,研究了高校扩招对于居民家庭消费行为影响。本文结果表明,高校扩招之后,拥有在读高中生家庭其消费比率有显著提高。这说明,高校扩招后,预期收入增加是影响居民家庭消费主导因素。制度背景与计量模型策略(一)高校扩招制度背景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开始于1999年,也有人称之为高校扩招元年。高等教育改革最重要措施有两项,首先,大幅度扩大了高等学校招生规模,当年高校扩招了近50%,从1998年108万人上升到160万人。随后,高校招生人数逐年扩大,到2010年,全国高校招生人数达到657万人,与1998年相比扩招了近6倍,与恢复高考时相比,扩招了近25倍。其次,高校改革了原来学费制度,政府不再无偿提供高等教育,转而由大学生自行支付学费。区别于西方国家,中国高等院校多为政府管理公立学校,而每一所高校每年具体招生人数需要经过有关政府管理部门批准。而且,至少到目前为止,中国高等教育仍处于供不应求状况,高等学校招生人数几乎等同于最后录取人数。这也就是说,对于每一个家庭,其适龄孩子能否接受高等教育概率是外生给定,并不是家庭自身选择结果。同时,由于中国户口制度存在,我国高等院校招生在本科与专科阶段并不是全国统一招生,而是以省一级行政区域进行招生。各地高等院校会将相当多招生名额留在本省。所以,在同一年度内,各个地方考生被高校录取概率也是不同。这一制度存在,为我们区分上述DID结果中年度效应与高校扩招效应提供了机会。(二)控制组与对照组选择根据上述制度背景,本文采取了双重差分计量方法来识别高校扩招对于家庭消费影响。利用DID方法,首先我们需要做得是定义受到高校扩招影响控制组(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