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幸福而彼此雷同这本书是三方对话,一方是批评家,一方是创作家,一方是编辑家――其实编辑家身兼二职,既有批评也有创作,只是把批评意见和创作修改构想都写进了稿签,融人了别人署名的作品之中,隐在出版物的万千气象之后。三方均为文学的生产者,但各有所司,各有所专,具有不同的实践历程与知识死角。因两位主编的促成,他们相约于此书,聚谈于千里,以文解人,以人征文,算是一次借助笔墨的近距离交流。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热潮渐退,文学活动趋少,圈内人见面机会不如从前,倒也有一份相忘于江湖的散淡和自在。即使有缘把臂,似乎也鲜有80年代那种***的切磋和争论,鲜有团队战友式的同仇敌忾与廿苦相知。时光飞逝,80年代的朴质和浪漫俱往矣,90年代显得更加成熟,也更加世故;有了更多的独立,也有了更多的疏离――人们相会之际仍能妙语连珠大笑生风,只是文学话题越来越少。***、股东、保龄球、养身术、流行笑话、欧洲足球赛,正在占据文学原来的位置。是文学已经谈完了吗?或者说,成天表现出初恋式的亢奋,这样的文学反而涉嫌小儿科的弱智和多动症?生活是文学的母体,而90年代依赖的生活正在模式化。作为知识经济和出版大国的受益者,文人们眼下大多有了中等阶级的滋润日子,房子住大了,家具换代了,职称升高了,赴宴与出镜也多了,穷乡僻壤和穷街陋巷的往事已经模糊。屈辱生涯成了透支的自叙,现实中的同类事态则大多退出了视野,远离真皮沙发伺候着的神经末梢。文人们终于有了应有的幸福,但幸福的代价,是他们从各个社会层面和各种生活经历中拔根而出,不再是来自遥远现场和鲜活生命的消息报告人。他们大多被收编到都市白领的身份定位,不经意中已被训练出通行的消费****惯,连关闭电视后的一个哈欠,也有差不多的规格。正像俄国老托尔斯泰说的:幸福者有共同的幸福,不幸者有各不相同的不幸。他们正是因为幸福而变得彼此雷同,与圈内人的相见,差不多是镜中看到自己改头换面,差不多是自己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体验戴上假面前来握手寒暄――你好呵,自己。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来一个掏心剖肺的深谈,能获得几多惊讶?观念是文学的种子,而90年代以来的观念正在流行化。据说有人已宣告苏联解体以后历史的终结,实际上是指对历史的认识已经终结。怀疑到此止步,批判逾期作废。善与恶,独与群,意识与潜意识,现代与前现代……这一套只是已经构成了圆通而严密的解释体系,成了完全够用的几把尺子,似乎足以测试世界上任何悲剧或闹剧,足以勘定我们身边任何一个人。对于有些文人来说,他们不再能用生活孕育思想。就只好尾随大街小巷里的众口――词,把自己的脑袋交给流行媒体上的浪潮起伏。即便还偶有商榷,也多是我用这把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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