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统.学派.师承.docx

“建立具有中国气派的教育学流派”――看到中国教育学者发出这响亮的宣言,我们既欢欣鼓舞,也不无忧虑。令人欣喜的是,在屈辱自卑、急功近利心态下步趋西方教育学百余年后的今天,我们终于获得了自主创造的学术勇气与学术自信。不仅如此,中国教育正处在一个大变革、大发展的时代,其规模之庞大、问题之复杂,是历史上任何时期、世界上任何国度都无法比拟的。它为中国教育学者纵横驰骋、大展雄风,提供了十分难得的历史机遇:不必奢谈什么理论创新,即便能全面、有效而深刻地呈现现代中国教育的发展状态,就已经不仅是对于中国,也是对于世界教育学术的伟大贡献。只是,学派的造就不能仅凭勇气和自信,它需要长期的文化积累,需要一代又一代人锲而不舍的努力。“学统”和“师承”是形成“学派”的必要前提。这个道理也许并不复杂:继往方能开来,返本始可开新。对于人文社会科学发展来说,学统、学派和师承的关联尤为密切。可令人忧虑的是,中国现代教育学是从中断古代学术传统开始的,它一面不断移植花样翻新的外来理论,一面又不断地从事否定和自我否定。从赫尔巴特教育学到实用主义教育学再到凯洛夫教育学,这段不断输入的历史其实也是不断自我否定的历史。当历史上形成的所有教育理论分别被贴上“封、资、修黑货”的标签之后,教育和理论的“创造”就只能以荒漠化了的文化流沙为基础了。于是,改革开放之初的教育和教育学,不得不来一次新的“彻底否定”,从“恢复”(即恢复到“***”前十七年的教育和教育学)和新一轮的“引进”(先是引进前苏联教育学,很快又以美国教育学取而代之)开始。进入20世纪90年代,伴随着市场经济大潮的涌动,中国的教育学也逐步走上了知识化、专业化的轨道,寻求坚实的知识基础日益成为教育学界的共识;进入21世纪,以“本士生长”“回归生活世界”“回归传统”等既相互歧异又彼此呼应的流行话语为代表,中国的教育学者似乎已开始拥有这样的自觉意识:中国气派的教育学流派只有基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成为历史和现实的理论呈现之时,方可产生。然而,在中国教育现实之中、在中国教育学者灵魂深处,我们仍面临着一系列难以超越的悖论:“理论是外国的,现实(或历史)却是中国的”(叶澜先生语,或简捷地称之为“中话西说”);“大学里讲的是进步主义,中小学课堂里奉行的却是赫尔巴特主义”(陈信泰先生语);“‘长袍马褂’‘西服革履’各行其是”(笔者谬见,‘长袍马褂’喻指种种复归传统的努力,‘西服革履’喻指一切与世界最新教育理论接轨的冲动)……在这一深刻的文化(也是精神)分裂之中,基于自己的历史与现实形成自己的理论,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之事,它需要我们在文化迷宫之中左冲右突、找寻出路。北京师范大学是中国现代教育科学、也是教育史学科的主要策源地之一。如果从清末京师大学堂师范馆设立算起,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一百多年来,她既造就了众多的学术人才,也创作出丰硕的学术成果。直到今天,她仍然是全国教育史研究的主要基地之一:学科发展的历史相对较长,研究阵容比较强大,拥有教育史国家级重点学科,中外教育史研究发展均衡,在一些重要的研究领域(如大学史、学术史、蒙学史等)有自己的特色,比较重视建构本土理论,学缘结构比较多元,学术影响力、辐射力强,涌现出了北京市和国家级教学名师……如果说建立中国教育学派是一个值得期待的目标,那么,我们就有责任为此作出自己的贡献。要履行好这一学术责任,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