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碳排放权的法律性质.doc

论碳排放权的法律性质.doc论碳排放权的法律性质摘要:碳排放权的法律性质不仅直接影响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健康发展,而且影响其他法律部门。从碳排放权立法的国际经验来看,多数国家对碳排放权的法律性质缺乏明确的定性。学理上,国外有关碳排放权学说主要有财产权说和规制权说,国内有关碳排放权的学说主要有物权说和新财产权说。财产权说、物权说和新财产权说主要侧重碳排放者的权益保护,而规制权说更加注重政府的灵活管理。根据制度绩效这一新的分析视角,我国气候变化立法应将碳排放权规定为规制权,这样规定更加符合我国国情。关键词:碳排放权;财产权;规制权;制度绩效作者简介:王慧,男,博士,上海海事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从事环境法学、气候变化法研究。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碳排放交易法律制度研究”,项目编号:11AFX007中图分类号:D9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504(2016)06-0074-13近年来,受环境保护自由市场主义思潮和《京都议定书》碳排放交易机制的影响,我国政府对借助碳排放交易机制来解决气候变化问题寄予厚望。法学界也是该议题的重要参与者和推动者,法学界从宏观层面对碳排放交易机制的利弊权衡及其框架设计等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不过,法学界对碳排放交易机制中的一些至关重要的微观问题缺乏深入的研究,其中碳排放权的法律性质便是非常典型的一例。碳排放权法律性质的定位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学术问题,更是一个直接影响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能否按照预期顺利运行的关键要素。碳排放权法律性质的定位不仅影响碳排放权的创设、交易和撤销等法律问题,而且直接确定它在破产法、税法、金融法、会计法和行政法等法律部门中的地位。一、碳排放权交易的对象人们通常将碳排放权的出现归功于气候变化国际协商,有学者认为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基础上,《京都议定书》确立了温室气体排放权,即碳排放权。[1](P92)事实上,碳排放权完全是一个美国造的法律制度。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受新自由主义政治思潮的影响,美国政府在环保领域大力推广排污权交易机制,并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排污权交易被认为能够以最低的成本实现最佳的环境保护。在气候变化国际谈判过程中,美国一直主张将排污权交易机制纳入国际气候变化体制之中,《京都议定书》最终体现了美国的意志。美国之所以坚持将碳排放权交易机制纳入《京都议定书》之中,是为了确保美国能够以最低的成本履行气候变化公约的减排义务,因为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可以使美国无须在境内采取成本较高的碳削减行为。碳排放权交易在国际上备受争议:被视为是披着新面纱的殖民主义,它加深了资源的不公平使用;被认为限制了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它可以使富国一如既往地生产和消费,但是富国获得的这种好处却以低收入群体为代价。(P450)虽说碳排放权交易机制是美国制造,但是美国借助《京都议定书》成功将它在全球推广,如今很多国家和地区已经或者正在构建自己的碳排放权交易机制。近年来,受自由市场环保主义思潮和《京都议定书》碳排放权交易机制特别是清洁生产机制的影响,我国的政策制定者和学界也极力主张构建中国的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尽管碳排放权交易机制现已成为关注度较高的环境制度,但是从我国现有的相关文献来看,人们对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尚缺乏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它直接影响人们对碳排放权的法律性质进行正确的判断。从域外碳排放权交易机制的大致设计框架来看,碳排放权的交易本质上是一种碳信用(carboncredit)交易,碳信用是指企业削减温室气体之后所获得的可以交易碳排放权的权利o碳信用的表现形式较为多样,各种碳信用的本质均有所差异,这主要取决于创设碳信用的法律制度框架。总体而言,形式各异的碳信用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通常所说的限额(allowances),它是政府给企业所分配的排放额度1;二是通常所说的抵消额(projects-basedoffsets),它是基于项目产生的可以用来抵消排放权的额度。限额的表现形态是排放一吨二氧化碳当量的许可证,碳排放权交易机制的参与者通常通过免费分配或拍卖的方法从政府那里获得这种排放许可证,它的典型代表如欧盟碳排放权交易体制下的欧盟限额和《京都议定书》框架下的分配数量单位(AssignedAmountUnits,以下简称AAUs)。限额的主要功能是为国家或企业设定具体的碳排放总额,如果一个国家的碳排放实际总量超过了限额总量,那么这一国家便违反了相关的国际法义务;如果一个企业的碳排放实际总量超过了限额总量,那么这一企业便需要根据超额总数向政府管理机构交纳规定的罚款。与主要依赖于政府自上而下进行分配的限额不同,抵消额的来源主要是那些能够降低碳排放的项目或者能够吸收碳排放的项目。也就是说,凡是能够降低或吸收碳排放的项目均具有产生抵消额的能力。核证减排量从抵消额的产生来源来看,基于项目所产生的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