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泰行商欠案与鸦片战争 前夕的行商体制.pdf

·专题论文· 兴泰行商欠案与鸦片战争前夕的行商体制吴义雄内容提要 1837年,在广州经营着数额庞大的对外贸易的兴泰行破产,欠下外商债务共 240 余万元。兴泰行债主(主要为英国散商)向两广总督邓廷桢提出申诉。邓廷桢命行商首领会同英人清理债务,并在长时间的争执后确定了赔偿方案。 1842年《南京条约》所规定的中国对英赔款中,即包含了部分兴泰行债务。兴泰行商欠案的发生,除了其自身的一些原因外,主要是由 1830年代中西贸易关系的变化和行商贸易体制自身的弊端所导致。 1834年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的结束,使兴泰行这样的小行商失去了一层保护,而东印度公司在此后对广州贸易施加的影响,则恶化了行商的经济处境。兴泰行和其他行商在作为当时进出口贸易之大宗的茶叶贸易和棉花贸易中,由于种种不利因素,也难以取得利润,反而遭受重大损失。在兴泰行商欠案解决过程中复活的行商连带赔偿责任制度,使广州贸易体制陷入进一步危机。关键词兴泰行商欠东印度公司广州贸易连带责任制度 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规定的中国对英国的 2100万元赔款中,有 300万元是用来清偿鸦片战争前中国行商所欠英人债务,即所谓“商欠”的。这 300万元商欠款中,包括了兴泰行未还债款近 130万元。但这并非兴泰行债务的全部。在 1837年兴泰行商欠案发生后,经过中英双方的清理, 该行欠债共达 240余万元。单一行商欠下如此庞大的债务,这在鸦片战争前中外通商史上是少有先例的。故有关鸦片战争前中英关系研究的论著,或多或少都会提到此案。①尽管如此,迄今对兴泰行商欠案的专题研究仍然欠缺,特别是这一事件所显示的鸦片战争前夕中英经济、政治关系的相关问题,尚未得到应有的研究。本文将依据笔者近年所见资料,对兴泰行商欠案及其所涉及的中西关系问题进行一些探讨。 6 5 ①〔美〕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 1卷,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0年版,第 184— 187页;〔英〕格林堡著,康成译:《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商务印书馆 1961年版,第 60、 170、 174等页;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9年版,第 332页;郭卫东:《转折》,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3年版,第 305— 307页;郭双林:《〈南京条约〉中的商欠问题》,《史学月刊》 1986 年第 2期;Kuo2 TungAnthonyCh’ en, TheInsolvencyoftheChineseHongMerchants,1760— 1843 (Taipei:TheInstituteofEco2 nomics,AcademiaSinica,1990 ),— 367。一、兴泰行商欠案始末 1836年底,当时十三行之一的兴泰行停止向其外国债主偿还债务。①1837年 4月 20日,英国商人颠地(LancelotDent )等向两广总督邓廷桢递交禀帖,其中说道,他们原来“见兴泰行外似稳当, 故信赖,将货交送该行代卖。不意该行无力,甚致〔至〕拖欠远商货本,经至一百余万元之多,总未能还”,要求邓廷桢“洞明恩准,谕饬洋商会议,既系该商无力清还此账,则如何将公项早日垫还清楚, 俾远商等血本有归也”。②即要求邓廷桢令行商按照以往赔偿商欠的惯例,由未破产的各行商会议确定赔偿方案。 4天后,邓廷桢批复该禀,对此表示震惊:“兴泰行商严启昌,甫经充商七载,乃遽积欠至一百余万元之多,何经理不善,一至于此!殊堪诧异!若不认真清理,何以恤远人而免效尤!”他命总商伍浩官等立即召集全体行商会议,“将兴泰行所欠各数核明,实有若干,秉公悉心筹议归结,限十日内公同禀复察夺”。③显然,邓廷桢认为颠地等的要求是正当的,责任全在兴泰行商严启昌。其实,早在 1836年底,兴泰行的问题已为中外商人周知。粤海关监督在 1837年初亦下令禁止兴泰行交易。行商们也接连在公所开会商议,却苦无对策。英国商人们在颠地递禀前已得出结论, “除非让兴泰行正式破产,则无法解决问题”④。在看到兴泰行的确无可挽救后,颠地终于出头,代表英商向邓廷桢申诉。颠地后来又控告兴泰行欠债 285万元之多。面临破产大祸和牢狱之灾的严启昌在 6月 5日向邓廷桢上了一份禀帖,声称从上年十月起,他已会同外商设法寻求解决之道。严启昌提出的方法是,兴泰行在销售给外商的茶叶份额中,每担的价格加收 1两,或 2、 3两;而茶商每担亦助其 1两, 该行棉花、生丝和其他大宗进出口货物的生意亦如此办理,这样积累起来,“便可偿还敝行所欠”。据他说,“所有夷商均按此法写定契约,故上年十一、十二两月,已偿款额达 20万元”,照此办理,数年后即可“恢复信誉”。岂料外商突然变卦,开始逼债。严启昌表示他将继续努力偿债,要求邓廷桢“法外施恩”,予以宽容。⑤邓廷桢对严启昌所提出的解决商欠问题的方案很感兴趣,批复说“若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