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文化对人的设计.doc

骆驼丛书
论中国文化
对人的设计
刘再复 ，林岗著
中国·湖南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八年三月
目录
一、序论 1
二、批判理性的成长 1
三、礼治秩序和主奴根性 5
四、解脱之道与阿Q精神 13
五、传统伦理学与私人本位性格 22
六、教化政治与面子问题 29
七、几点分析 34
一、序论
国民性是文化烙于整个民族的性格外观，任何对国民性问题的真正思考都自然而然地与一定的传统文化相联系。文化塑造性格，性格映照出文化特性。在中国近代史上，中国人的国民性受到深切的关注和严肃的思考，它从人的角度反思传统文化，并通过这种反应开始“人的现代化”的艰巨工程，即重新塑造民族性格。只要中国从古代到现代的历史性转变没有完结，对国民性的讨论和反省就将会继续下去。因为实现“人的现代化”，是整个转变期里的一个重要环节。“五四”是一个光辉的时代，那时先觉者们运用新的观念参照系统深刻地反省自己的文化传统，对国民的劣根性痛下针砭。他们的反思共同构成中国历史上仅见的“人的自觉”的思想文化高峰，他们坦率的自我反省精神一直激励着后人的努力。今天，正当我们痛感“人的现代化”工作进行得不充分，不彻底，以致因此付出沉重的代价的时候，来回顾和讨论五四时期对国民性的反省和批判，并不是没有意义的。
二、批判理性的成长
对国民性的思考反省，标志着中华民族长久的苦难与挫折终于使自己的自我批判精神和批判能力臻于成熟。虽然在“五四”时期这种批判理性获得最完整的形态和最充分的表现，但它并不始于“五四”，它既是传统社会危机的产物，也是中国和西方发生冲突之后，回应西方挑战过程的产物。从历史发展的意义上说，“五四”时期思想文化界热烈而集中地反省传统文化和国民性问题，并不是一个偶发的事件，而是有着长久的历史姻缘。
西方势力叩开中国大门，结束了清帝国的闭关封锁状态，并导致了一系列的急剧变化。在这里与我们所讨论的问题有关的有两点：第一，西方对中国的一系列打击和渗透，包括军事、外交、思想文化诸方面，大都以西方的胜利和中国的默许、接受和失败而告结束。这种强烈地显示出来的“生存优势”悬殊对比，无情地宣告一个事实：中国落后了。第二，中国和西方有了各自不同的价值观念体系，西方的渗透，在客观上提供了一个观察本民族文化的巨大参照系，就像有了一面镜子，可以面对着这面镜子，可以映照出自身的形象。意识到落后，意识到危机，并有了观察的参照系，便直接导致批判理性的觉醒。不论个人还是民族，对自己的存在状态永远自满自足，就不会去改变它。任何改变（包括思想和行动），都产生于主体对自身存在状态的焦虑和危机感。但焦虑和危机感并不能保证有效而深刻的反省，自我意识的深度还有赖于优良的工具。蒙上尘垢的镜子照不出清晰的形象，身处山中，就无法去认识庐山真面目。近代中国历史的变化，恰好满足上述两个条件并促成它们的成熟。
中国和西方的交通和接触并非始于近代，但只有到了近代，中国才开始对自身存在状态做出了认真严肃的反省；而只有到了“五四”时期，这种反省才推进到传统文化和国民性的深度上。
远在明朝万历二十八年底（1601年），利玛窦几经周折，好容易得到皇帝的准许，进京献上天主圣像、圣母像、天主经典、自鸣钟和五洲图，据《利玛窦中国札记》
《利玛窦中国札记》中译本，第四卷、第十二卷，中华书局1983年
称：万历皇帝只对欧洲的风土人情、婚丧宝物感兴趣，他对那张五洲图预示的世界交通接触时代即将到来这一点毫无反应。他同神父们的接触是间接地通过太监传话进行的。碗里相见利玛窦一面，而终于没有行动，他派了两个画师画了两幅神父的身像。利玛窦此后在北京住了十年，但与万历皇帝从未谋面。万历皇帝坚持他的规矩，不在太监和妃子之外的人前露面，坚持他自万历十七年（1589年）开始的顽固的孤寂生活。利玛窦在北京进行的传教和传播西方学术、文化的活动，也只引起徐光启、李之藻等少数上层是大夫的关注。十六世纪中叶，欧洲正在进行轰轰烈烈的宗教改革活动，而利玛窦西来，整个大明王朝不过像一颗小石子投进一沟死水，泛起几丝涟漪而顷刻福贵死寂。
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英国使臣马戛尔尼来华，请求准许留人常驻中国以“关照”贸易。乾隆敕谕断然拒绝，理由是：“此则与天朝体制不合，断不可行。若尔仰慕天朝，欲观****教化，则天朝自有礼法，与尔各不相同；尔国所留之人即能学****尔国自有风俗制度，亦断不能效法中国，即学会亦属无用。” 见《清实录》1514卷。
从根本上排斥不同文化接触的必要性。鸦片战争以前，虽然欧洲进步日速，中国传统文化于明、清两朝已开始呈萎缩衰落之象，但那时的中、西交通并有没有使中国人感到危机，关起门来做皇帝尚属可能。由于这种历史条件的限制，无从促成对自己传统进行反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