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文学批评怎么写对待之思：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价值探微.docx

文学批评怎么写对待之思：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价值探微
20世纪80年代，英美新批评派被引入中国，部分人津津乐道于布鲁克斯的悖论和泰特的张力论。英美新批评派的代表人物布鲁克斯在她的悖论语言中给予悖论以新批评式的意义：悖论语义结构是诗歌内部生成的一个对立统一、矛盾平衡的辩证结构；另一代表人物泰特则张扬诗歌语言的张力论，她认为诗歌语言中有两个常常在起作用的原因――外延(extension)和内涵(intension)。张力(tension)就是语义学意义上的外延和内涵的协调(诗的张力)。显然，新批评强调的悖论的实质在于：表面看来自相矛盾，甚至荒谬，但仔细琢磨，却有一个使矛盾双方完全(最少是部分地)谐和一致的真实；新批评的张力突出的是诗歌内容和形式、整体结构和局部肌理、感性和理性、语言的字面意义(外延)和深层意义(内涵)、通常和特殊、抽象和详细等对立原因之间的冲突和统一。悖论和张力作为新批评语义结构解读的关键词，在中国已不再被关注，不过在西方现代文学批评中点击率还极高，依然是学术活跃的动力原因。其实，这种建立在相反冲动的平衡之上的构思方法抑或思维方法，在中国早已经有之，而且更为成熟，这可能是新批评派退出中国学术界的关键原因。经过深入的研究，笔者发觉英美新批评派的悖论和张力论，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语境中被称为“对待”。
　　一、对待思维及其哲学内涵
　　据文件记载，最初从理论上正式提出“对待”概念的，是南宋理学家朱熹。在讨论仁、义关系时，朱熹认为仁是体，义是用，“体用之因此名，政以其对待而不相离也。”①不过，朱熹之前，“对待而不相离”的意识早已渗透在先人的哲学思维中，其源头能够追溯到老庄的著述。从老子开始，对待意识在中国传统哲学中便刻下了深深的印记。
　　老子的道德经中包括对待关系的范围，择其要者就有30余例，充足显示了老子以二元对待论道的思维特征。老子开篇就将“道”分成了“有”和“无”，并认为二者“同出而异名”。第二章又围绕“有”和“无”这对关键概念提出了难易、长短、高下、音声、前后等相互对待的概念，其各自对待的关系是相生、相成、相形、相盈、相和、相随。后文又出现了一系列对待的概念：明和昧，进和退，成和缺，盈和冲，直和屈，巧和拙，辩和讷，祸和福，正和奇，无不表现了对待之思。
　　庄子继承和发展了老子的对待之思。齐物论中，庄子丰富了对待的范围，辩证地论述了彼和此、生和死、是和非、成和败等对待关系。谈相互，“物无非彼，物无非是。……彼出于是，是亦因彼。”②值得注意的是，庄子、老子全部没有出现对待一词，但齐物论中却有一个和之近似的词语――“相待”，庄子认为是非或然否是两种声音、两种判定，“化声之相待”，但实际又是一个声音、一个判定，“若其不相待”。不相待就是“天倪”、“天钧”，也就是“道”。相待之“待”本有对立、依凭二义；就依凭一面看，齐物论中的“相待”高度概括了老子相生、相成、相形、相盈、相和、相随的全部含义，实为“对待”概念的关键因子。
　　易经的阴阳对待观念关键表现在易传中。据考，易传完成于战国后期，否卦彖传始言阴阳，并阴阳对比：“内阴而外阳，内柔而外刚，内小人而外君子”；系辞乃有“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已显著地被认为是道的改变法则，并给予了形而上学的意义。美国学者成中英先生对阴阳之义作了精辟的概括：(一)阴阳对待；(二)阴阳互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