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传输仪式观 从“信息传输”到“仪式传输”.docx

2021年传输仪式观_从“信息传输”到“仪式传输”传输仪式观_从“信息传输”到“仪式传输”
摘要:构建政府舆论形象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工程,它包括政府、媒介和公众等诸要素的相互作用。本文利用传输学有关信息传输和仪式传输的看法,从政府应对媒体方法的视角,对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政府在优化本身舆论形象上的变迁和发展进行了勾勒和分析。
　　关键词:政府舆论形象 信息传输 仪式传输 变迁
　　政府舆论形象是社会公众对政府执政理念和执政行为整合和外化的结果,是一个以舆论为载体的政府组织的内在精神和外在形象。良好的政府舆论形象不但有利于增强政府的美誉度,也符合公众对政府的期望,从而对政府组织绩效的提升产生螺旋上升的互动效应,是实体政府的一个“软资源”,故政府往往致力于采取多个方法塑造本身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然而,受一些政治观念和新闻观念的误导,自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中国政府塑造本身舆论形象的努力收效甚微甚至适得其反。本文经过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政府应对媒体方法的改变,并结合传输学有关信息传输和仪式传输的相关理论,力图勾勒出中国政府在塑造本身舆论形象方面的演变轨迹。
　　信息传输观主导时期:政府驾驭和控制媒体,以期塑造在公众心目中的良好形象
　　信息传输观认为,信息的运动处于一个基于通常传输学意义的过程中,即强调“信息在空间内的传布,以社会心理学和行为主义为基础,目标在于实现对空间距离和人的控制”①。其关键理念是信息传输的工具性和目标性。该理论最初利用于政治传输领域,突出政治传输中政党和政府的主体地位,即政党和政府为了实现某种意图,试图经过媒介影响甚至控制信息的接收者,以产生对本身有利的效果。从新中国成立到2021年十六届三中全会召开,这段时期的政府从信息传输的源头便着力经过渗透了本身价值观的媒介信息干扰公众的思维,从而影响其对政府的评判。这段时期按政府干预媒体新闻报道的程度可分为两个阶段:
　　一是改革开放前,“泛政治化”思维主导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为适应阶级斗争和宣传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需要,党和政府控制下的新闻媒体“专事宣传”,媒体的其它功效基础处于隐退状态。这段时期,党和政府对认为有损本身和社会主义形象的信息的公开报道施加重重阻力,即便被报道,也是负面新闻正面化,报喜不报忧,爱吹不爱批,企图掩盖真相,甚至编造新闻、制造假新闻。这一观念集中表现在对突发性灾难事件的处理上,即新闻报道要在遵照“灾难不是新闻,抗灾救灾才是新闻”的标准下开展,站在人怎样和灾难作斗争的角度充足肯定人的精神和力量。②所以,灾难事件的受害者往往被一笔带过。如在1976年人民日报有关河北唐山大地震的报道中,24万多人的生命被“震中地域遭到不一样程度的损失”一句话轻轻带过,而在以后的相关报道中,24万人的死亡悲剧化成了“饱满的革命热情”③。
　　二是改革开放后到十六届三中全会召开,这段时期,伴随“泛政治化”思维逐步淡出历史舞台,新闻报道基础符合新闻本质和大家对信息的需求,但在“正面宣传为主”标准的指导下,作为党和政府“喉舌”和“工具”的媒体通常只限于报道正面新闻,政府“压新闻”现象时有发生。在对非典事件的前期报道中便表现了这一思维:2021年2月中旬到4月初,先是南方媒体大面积辟谣,紧随其后的是全国媒体集体失语。因为大家无法从主流媒体上获知相关非典的充足信息,电子媒介和谣传便成为大家获取信息的路径,由此造成小道消息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