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3-L37-苏轼与古代文学的人文主义精神.doc

教学素材第 37课苏轼与古代文学的人文主义精神北宋是中国封建时代文化精神演变进程中的一个转折点。其典型标志是,儒家学说此时逐渐发展为一种更为严密精致的理学理论体系。理学强调通过道德自觉达到理想人格, 强化了中华民族的气节和道德情操, 塑造了注重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的文化性格。理学的文化精神更具有鲜明的世俗性、平民性的特点。因此, 理学在性质上不同于西欧中世纪基督教文化, 却与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更为相似, 其人文主义精神十分突出。理学的出现,使两宋文化呈现出明显的人文主义的时代特点。正如美国史学家们所评价的那样:“宋朝不仅在政府和社会组织方面, 而且在思想、信仰、文学、艺术方面, 还有在通过印刷术普及学术方面,都标志着近代的到来。这是人文主义的时代,一个同时是诗人、艺术家、哲学家的学者政治家的时代。”( 威廉· 兰格主编《世界史编年手册》, 古代和中世纪部分, 三联书店 1981 年版,第 666 页) 然而, 理学又是以“天理”为核心范畴的学说。在理学倡导的“存天理、灭人欲”的口号下,人性被完全道德化,人的自然欲求被遏制。因此, 理学又存在着否定人的自然之性的合理性与正当性的错误, 其人文主义精神与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不可同日而语。北宋时期最有才华的文学家苏轼也是新文学精神的倡导者和领袖人物。其时, 以程颢、程颐为代表的理学家们倡导文学须“一出于道”, 要求以道为文, 诗人只写“名教之乐”, 把文学作为宣传理学思想的工具。理学文学观的盛行使宋代文学面临着危机。对此, 叶适感慨道:“洛学兴而文字坏。”苏轼是率先反对理学流弊的著名学者。他曾陈述自己“素话程颐之奸,未尝假以色词”。司马光死后,朝中官员们在刚参加了一场明堂庆典后又不得不去吊唁。程颐以一天之内又歌又哭,不合“古礼”,认为不可,苏轼则公开嘲笑说“此乃枉死市叔孙通所制礼也”,引起了程颐的不满。由此发展为一场延续了六、七年之久的“洛蜀党争”。“洛蜀党争”一般仅被看做是一场统治阶级内部的派系之争。其实这是一种片面的见解。它忽略了程、苏之争是缘于在理学根本问题上的不可调和的分歧和利益争夺的事实。对此, 二程嫡传弟子朱熹看得十分清楚。他说, 苏轼“好放肆, 见端人正士以礼自持, 却恐他来检点, 故恁底訾”。他还说苏轼要“打破”程颐所奉行的“敬”字(《朱子语类》类一三〇) 。苏轼与程颐的斗争,实际上是对理学否定个体独立价值的反人道观点的最初抗争。在文学观上, 苏轼主张“书写腑脏”、“达物之妙”、“道己所欲言”。他否认文学作品是“含养义理”的结果, 认为文学作品是“凡耳目之所接, 杂然有独于中而发生咏叹”的产物。他反对把文学作为某种学说的工具, 主张写作应有充分的表达自由, 否认一切标准格式。他提出“意尽而言止者,天下之至言也”的观点,认为“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 不应受任何观念的束缚。他在谈自己的创作体会时直言: “吾文如万斛泉源, 不择地而出”,“与山石曲折, 随物赋形”,“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他的作品真正做到自己所推崇的“莫之求而自然”的浑然天成的境界。苏轼崇尚自然、轻视伦理的文学观念,是对二程兄弟的“作文害道”、“学诗妨事”的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