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水账【作坊流水账】.docx

1998、1999年的夏天特别热，动不动就到了40度。我还没有毕业，暑假在家热得呆不住，就跑到《三联》找点事儿干。最早在旧报摊上看到三联，很便宜的买回来，上课很无聊正好可以看。那堆杂志里记得住的封面是《吃药走进新世纪》。 　　那时候三联还在净土胡同，和《北京法制报》是一个院子。我先推开阅览室的门，管报刊的吴老师说你去找苗炜，就在里面那间，“他也是个年轻人”。见到苗炜，我说我知道你，在《足球》报上写“京华新村”；估计苗炜有点不好意思，他应该觉得自己的影响力应该不止于体育圈儿。苗炜大概问了问我学什么、英语好不好之类的。我的目的特别单纯，就是找个事干，最好忙得要死，对付第一次失恋后的空虚。 　　当时的三联还处于前工业时代，基本上“通信靠吼、治安靠狗、出门靠走”。编辑部只有一部电话，在高媛的桌上，有两三台康柏电脑，极其老式，唯一的用途就是中午玩“俄罗斯方块”等弱智游戏。这类游戏苗炜总是乐此不疲，后来有了手机就在开会的时候玩“贪吃蛇”，打下“三联”最高分。当时一起在三联“混搭”的还有许知远同学，许同学现在是《经济观察报》的主笔、“青年思想家”。1998年他休学了一年，旅游归来，整天也是无所事事。许同学酷爱看书，“一天不读书就赶不上许知远”，也是苗炜自我激励的榜样。好几年后，许知远中午到我现在的单位蹭饭，还是背了一个硕大书包，刚刚从北大图书馆借书出来。我们一边吃盒饭，一边扯淡，突然许同学特别认真地说，“你觉得生活有意思吗？”这种对价值观和人生意义的追问，让我很惭愧。 　　办公室总是空荡荡的，只有星期一，各位大爷才纷纷露面，在会议室东倒西歪开个会。这样的选题会对我来说是上课，总能上升到世界观教育。朱伟是老师，每周要给老师“交作业”。在我呆的几年里，三联一直是个作坊。所有选题堆在主编朱伟那里定夺，连同最后的生杀大权。主笔们带着各自的兵开个小会，“孩儿们”拿到“令箭”就可以散了。潘先生与朱伟比是另一种风格，总能给人长者般的关怀，这种教益并非来自一条稿件的解说，有时候你看到老潘在，你还会觉得自己在干着“知识分子”的事情。 　　我的第一篇稿子废话连篇、狗屁不通。那天中午苗炜喝了点酒，红着脸把我叫过去，喝斥：“不要过高估计读者的获取信息的能力，也不要过低估计读者的智商，你把这句话重复一遍”。后来我也带新记者，也有机会让别人再去重复这句话。 　　老同志们的收入不高，1998年的时候好像给配了一个传呼机，1999年个别同志才用上了手机。大学时拿过一次稿费，好像3000字的稿子200多块钱吧。2000年春节前，我基本定下了在杂志工作。第一天过去，编辑部刚开完会，任波（现在《财经》）过来跟我说，“你赶上好时候了，第一天上班工资就改了。”记得当时主编朱伟撇撇嘴说，“要是一个月做一个封面就一万多了”。当时取消了底薪，按页数和版面给钱，完成任务的话，能有四五千块钱。我第一个月挣了6000元，这相当于读书时一年的生活费。我拿出3000元给父母换了一台电视，剩下的钱“十一”时到广西玩了半个月。 　　网络时代来了。虽然《三联生活周刊》还窝在小胡同里，但已经被网络春风忽悠得晕晕乎乎。有一小撮同事去了网站，很长一段时间选题会总被“张朝阳”、“王志东”等人把持。直到后来做了一期《偶像的黄昏》，这波人才算退出主流话语。记得网络最火的时候，许知远在办一本杂志，跟我约稿，作一篇“网路时代的年轻人”，等我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