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学纲要_第七章.doc

第七章语言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
第一节语言发展的原因和特点
一、社会的发展是语言发展的基本条件
万物皆流,万物皆变,世界上没有固定不变的事物。语言也是这样,它无时无刻不在变化,只是变化的速度缓慢,不被人们感觉到罢了。但是,时间久了,细微的变化日积月累,就反映出语言在不同时代的明显差异。我们阅读古书,即使每一个汉字都认识,也会有很多地方看不懂,有的地方似懂非懂,有的地方理解错了也不知道。要是古书不是用方块汉字而是用古代的拼音文字写成的,那么不懂古音的人就一点儿也看不懂。这些困难主要是语言的变化造成的。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它存在于运用之中。不再被人们运用的语言是死的语言,如果没有文字保存它的遗迹,它早就消失得无影无踪。死的语言当然谈不上发展变化。运用中的活语言是人类组成社会的条件之一,是社会成员之间最重要的联系纽带,因而它和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由落后到先进的发展,都会推动语言的发展;社会的分化、统一、相互接触也会相应地引起语言的分化、统一和接触。所以斯大林说:“语言随着社会的产生和发展而产生和发展。语言随着社会的死亡而死亡。社会以外是没有语言的。因此要了解语言及其发展的规律,就必须把语言同社会的历史,同创造这种语言、使用这种语言的人民的历史密切联系起来研究。”①
随着社会的发展,新事物、新概念层出不穷,人们的思维愈来愈细致复杂,这些都会向交际提出新的要求,推动语言不断丰富词汇,改进语法。把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加以比较就可以看出,词汇大大地丰富了,组词造句的格式也多样化了,今天的报纸社论、科技著作,是很难用先秦时期的汉语来写作的。即使是全国解放以后的几十年,随着我国社会的飞跃发展,汉语的面貌也有不小的改变。我们翻阅解放前的书报杂志,就会感到有些词语很陌生,有些格式很不习惯。社会的发展变迁必然会在语言的词汇里留下反映各个时代的特色的词语,起着历史见证的作用。
不同社会的联系、交往、接触也必然会推进语言的发展。中日两国人民的长期交往使日语吸收了很多汉语的词,汉语里也有好多词来自日语。汉语里的“咖啡”“可可”“白兰地”“哔叽”“的确良”等等的词语也是汉族人民在和西方各国人民的交往中从英语等语言里借来的。英国在11世纪被法国的诺曼贵族征服,曾长期受外族王朝的统治。在这一期间,法语对英语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参见第八章第一节)。我国在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居住在北方的匈奴、鲜卑、羯、氏、羌等少数民族入居中原,相继在北方地区建立政权。原来统治北方地区的司马氏政权南迁江南,大批汉族人民也相继南迁。在北方地区,匈奴、鲜卑等族人民学习和使用汉语,给汉语带来了影响;在南方地区,南渡的北方人把北方话带到江南,和当地的汉语方言相互影响。社会的动荡引起语言的变动,使这一时期的汉语出现
“南染吴越,北杂夷虏”②的混杂局面。有人根据这一点推断说:“河淮南北,闲杂夷言,声音之变,或自此始。”③这种看法未免绝对化,仿佛汉语的发展变化是从那时开始的,但是不能否认,当时急剧的社会变动给汉语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影响。我们可以从这一时期的文字的发展中看到这种影响的一点线索。顾炎武在《金石文字记·孝文皇帝吊殷比干墓文》中举了这么一条材料:
又考魏书,道武帝天兴四年十二月,集博士儒生,比众经文字,义类相从,凡四万余字,号曰众文经。太武帝始光二年三月,初造新字千余,颁之远近,以为楷式。天兴之所集者,经传之所有也;始光之所造者,时俗之所行,而众文经之不及收者也。则知《说文》所无,后人续添之字,大都出此。
天兴四年是公元401年,始光二年是公元425年,前后相隔24年,通用的新字就增加一千多个。这显然是因为在民族交融、社会大变动的时期出现了大量的新事物、新概念,相应地在语言中出现了大量的新词语,原来的文字不能满足记录语言的需要,因而新字就适应这种需要而产生。魏太武帝托跋焘利用行政的力量使“时俗之所行”的新字规范化、合法化,加以推广。这些新造的字如果不是适应语言表达的需要,也不会沿用到后世。遗憾的是汉字不是拼音文字,不能如实地记录当时的“声音之变”。但是,当时社会的变动,人民的迁徒,民族关系的发展等对汉语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这一点应该是确凿无疑的。社会的发展是语言发展的基本条件和强大动力。
二、语言中各种因素的相互影响和语言的发展
语言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但是语言如何发展,那是由语言系统内部的各种因素的相互关系决定的,难以从社会的因素中寻找直接的答案。
语言是符号系统,它内部的各种因素处于对立统一的关系之中,相互间呈现一种平衡的状态。如果其中某一种因素因为要满足新的表达要求,或受到其他语言的影响,或由于孩子学话的偏离,或者其他什么原因而发生变化,破坏了原有的平衡,那么系统内的有关部分就会重新调整相互间的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