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南 走向再造试谈十世纪前中期的文臣群体.doc

1 邓小南走向再造:试谈十世纪前中期的文臣群体宋代的士大夫政治, 是长期以来被学界关注的重要议题; 与此相关的士人群体之特性, 也经常在讨论之中。学界普遍注意到, 北宋政治文化舞台上的士人, 作为具有学养的文职官僚、作为社会和政治的精英, 其身份属性、价值观念与能力素质都已经明显地不同于前代[2] 。这种“不同”的产生, 经过了一个世纪以上的历程。本文希望聚焦于迄今研究尚嫌不足的十世纪前中期,讨论社会变迁过程中统治人群变化之一端,争取对其演进脉络有所梳理[3] 。与上述议题相联系的, 是论者经常提及的唐末至宋初之文武关系问题[4] 。应该看到, 一方面, 所谓“文”“武”, 既相互排抑制约, 又相互依存补充, 在特定条件下相互参与着对方特质的塑造; 在当时, 既有双方关系的空前紧张, 又有彼此接触之频密直接, 有彼此之间更多的沟通机会。另一方面,在“文”“武”群体各自内部,也存在着家世背景、出身途径及个人资质等方面的重大差异, 存在着摩擦与调适。不注意这些关系的丰富与复杂性, 即有可能导致我们自己认识上的失误。一、重“流品”与抑“浮薄”唐末五代时期,与“武将”相对应的“文臣”, 就其组合成份而言, 实际上是一个相当庞杂的群体。在他们之中, 有的来自往日的名门、官宦世家, 有的自身即前朝旧臣, 有的则逢风云际会或凭藉自己的能力起自民间。他们有的曾经从文业儒,有的素来不学无术;有的长于治事, 有的不堪繁剧; 有的洁身自好, 有的则谄谀无行。他们中既有“儒生”“文士”, 亦有所谓“文吏”[5] 。文臣群体的构成特点, 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其内部关系。以“华族科名”[6] 为特征的“衣冠之士”[7] , 自唐末长期居于领袖群伦的朝廷重臣宰相之位; 而五代的近臣谋士班底, 则主要由一批沉浮于社会基层、在战乱及重建过程中涌现出来的善断繁剧、兼具刀笔吏干之才者组成。文臣群体中不同类型人物之间素存的芥蒂, 在动荡之中显露无遗。只要看看李振者流对于“清流”的嫉恨,杨邠、王章等人对于礼乐文章的鄙薄,就不难明白,“文臣”们彼此之间的成见有多深。这些人虽然起家方式、素质能力各异,在当时却攀升向同类目标, 在同一出路中搏争。这种艰难生涯中之挤抑排斥、升降成败造成的敌视是刻骨铭心的。横亘于他们之间的沟壑,实际上并不浅于文武之间的畛域区分。(一) 十世纪前期, 兼具“名族”与“文学”背景的所谓“衣冠之士”, 在朝廷决策过程中所能起到的实际作用已经相当有限, 但他们仍在竭力利用自身在社会上的影响力, 试图维持其最后的地位。这种状况在唐末以及号称承继“大唐”的后唐时期反映得尤其突出。唐朝末年的中央朝廷,从君主到官僚回天乏术,却出现了讲求士族流品的回潮。学界早有研究指出晚唐贡举为官宦士族、权豪子弟所充塞[8] 。咸通中举进士不第的胡曾,曾在其《下第》诗中抱怨道:“上林新桂年年发, 不许平人折一枝。”[9] 昭宗朝进士黄滔也说, “咸通乾符之际, 豪贵塞龙门之路, 平人艺士, 十攻九败。”[10] 风气所向,“当时士大夫以流品相尚, 推名德者为之首”[11] , 一时间之朝廷重臣多系出身于公卿之家或累代名族[12] 、且科举及第者。以昭宗后期的宰相为例:孔纬,曲阜孔氏之后,擢大中进士第;韦昭度,属京兆韦氏, 咸通进士; 崔昭纬, 清河崔氏, 亦进士及第; 裴枢, 出自“代袭冠冕”的河东著族闻喜裴氏,咸通进士[13] ;崔远,博陵崔氏,龙纪进士,“诸崔自咸通后有名,历台阁藩镇者数十人, 天下推士族之冠”[14] ; 陆扆, 祖系吴郡陆氏, 光启进士, 曾被皇帝寄予“斯文不坠”的期望[15] ; 柳璨, 出自河东柳氏, 光化登第, 因学术博奥而“时誉日洽”[16] ……这批人的“衣冠声望”成为唐廷在无望中的希望。唐代的历史走到这一步,所谓的“衣冠”“士族”,本已衍生出新的涵义[17] ;依郡望系等第的“名族”,早已与权力中心疏离而风光不再。既为大士族之后而复纷纷投身于科举, 正反映出历史的发展趋势[18] 。而在经历了黄巢起义“天街踏尽公卿骨”式的扫荡之后, 上层社会中反而出现了朝廷与“衣冠流品”的紧密结合。不过, 此时会聚起来的这些兼具“阀阅”与“冠冕”者, 实际上不可能再构成为封闭排他的贵族权势集团, 除去可以增重些许身份作为号召之外别无意义。而且,“衣冠流品”对于政权的强烈依附,直接削弱了他们在乱世中的适应能力[19] 。这些人不幸在朝廷面对着内官中使乃至禁军将领的戒惕与抵制[20] , 在外部面临着强藩咄咄逼人的压力,全无震慑扭转之功。如韦昭度者,“旧族名人,位非忝窃”, 却被宦官田令孜讥讽为“在中书则开铺卖官, 居翰林则借人把笔”[21] ; 至于裴枢等, 更只被军阀朱温及其腹心视为“衣冠宿望难制者”[22] 。正当王朝末路的这批士大夫, 其资质构成有着令人瞩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