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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研究-“后形而上学时代”与儒学形上学笔谈
 
 
　　主持人（程志华）按：在“后形而上学时代”，儒学形上学的走向成为一个“尴尬”的问题：儒学形上学源于对佛教尤其是西方哲学本体论的回应而建构，而西方哲学本体论在20世纪似乎已走入了穷途末路而“终结”。面对这种“尴尬”局面，儒学形上学到底应该如何取舍？是继续前行，拟或回归原始儒学，还是另择新路？这样一些问题成为儒学之未来发展所不可绕过的重要问题。围绕这些问题，河北大学中国哲学专业博士点近现代哲学方向的师生先后三次进行专题座谈，并在座谈的基础上各自形成为论文。其中，有三篇文章观点虽异，但又紧密关联，实是“一组”文章，现经修改发表于此。此笔谈之开展，意在引起学界对此问题的关注，同时亦请同仁参与讨论，并批评指正。
“价值本体论”与“实践的形上学”
程志华　崔宇
（河北大学 哲学系，河北 保定 071002）
　　作者简介：程志华（1965-），男，河北武强人，哲学博士，河北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崔宇（1979-），男，河北滦平人，河北大学哲学系博士生。
　　自巴门尼德创立形而上学以来，它已走过了几千年的历程。作为一门学问，形而上学是指关于“存在”的学问，是对于“存在之存在”的研究。因此，它所关注的是诸如前提、第一原因以及真实存在等问题。历史地看，形而上学这门学问不仅成为哲学的主体内容，而且也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也就是说，正是因为形而上学的存在，才使得哲学这门学科得以成立，也才使得人类文明有了价值基础。然而，进入20世纪以来，传统形而上学的发展遇到了空前的困难。不仅在形而上学外部，而且即使在其内部，质疑与批判的声音不断出现。因此，在内外两股力量的共同作用下，形而上学似乎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在这种背景下，有学者提出“后形而上学时代”的呼声，以此宣告几千年之形而上学历程的
“终结”。自此，人类哲学似乎进入了一个“非形而上学”的时代。
　　面对这样一种困境，此时的问题是，形而上学是否真的已经走到了尽头？要解答这一问题，需要先厘清这样一个问题：形而上学的传统理路陷入了困境，是否整个形而上学都将被“终结”？或者说，除了形而上学的传统理路之外，是否还有其他形而上学理路呢？笔者认为，休谟关于“事实”与“价值”的区分可以为我们提供有益的启示。历史地看，形而上学是以“本体论”为核心的，它意在寻求作为“存在之存在”的根据。也就是说，基于对世界生成演化图景等“事实”的勾画进而对本体进行探讨是其基本理路。若依着“事实”与“价值”二分的语境思考的话，这种理路可谓是一种“事实本体论”；进而，以“事实本体论”为核心而展开的形而上学可谓“知解的形上学”。如果继续依着休谟的思想思考的话，这样的问题是合理的：既然存在“事实本体论”和“知解的形上学”，还应该存在一种“价值本体论”和以“价值本体论”为核心而展开的形而上学。那么，什么是“价值本体论”呢？它是指基于“价值”而对本体进行探讨的本体论。当然，“价值本体论”中的“价值”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价值，而是就人的存在意义和终极安顿而言的价值。进而，以“价值本体论”为核心而展开的形上学因以人的实践为特征，故可称为“实践的形上学”。
　　显然，基于休谟关于“事实”与“价值”之二分而构思出的两种本体论及其形上学可以成为思考“后形而上学时代”问题的理论路径。即，在“后形而上学时代”，以“事实本体论”为核心的“知解的形上学”出现了困境，要化解这种困境，以“价值本体论”为核心的“实践的形上学”当可是一种合理的选择。这种情形就如同走路时进入了死胡同，聪明的办法不是在胡同里等死，而是另寻新路，因为道路并非只有一条。这样看来，虽然传统的形而上学走入了“死胡同”，但对于“价值本体”的探寻和建构却是一个新途径，这一途径或可帮助传统形而上学走出困境。事实上，这已不仅仅是一种理论路径，而是已然存在的一种哲学形态——道德的形上学。
　　现代新儒家作为一个学术流派，其学术理路是出于对西方哲学的回应而展开的。因此，其重要的特征便是形上学的建构。而且，这种建构使得儒家形上学在宋明儒学的基础上再进一步。然而，他们的形上学建构与以“事实本体论”为基础的“知解的形上学”理路明显不同，而是多以心性儒学为本即基于“价值本体论”的理论建构。在现代新儒家诸代表人物当中，此方面最有代表性者乃牟宗三。牟宗三的代表性在于，他以道德为入路不仅建构成“价值本体论”，而且亦建构起作为“实践的形上学”——“道德的形上学”——的完备形态。
　　在“道德的形上学”的建构中，牟宗三放弃了对宇宙生成发展过程的思构，而是以“良知”之“真我”作为本体进行了建构。既然“良知”之“真我”是本体，它就必须能够应对多种理论诉求，否则它便不可称之为
“本体”。牟宗三通过解析“我”完成了这一任务。在他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