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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研究-先秦名学研究的新思路
 
 
　　作者简介：曹峰（1965—），男，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教授，研究方向：先秦秦汉思想史，Email：******@。
一
　　笔者在对马王堆帛书《经法》展开研究过程中，发现“道”、“名”、“法”是其中三大主要概念，用它可以概括《经法》的逻辑结构。但过去的研究只重“道”、“法”而忽视“名”，或者说只讲“道”、“法”关系二元结构，不讲“道”、“名”、“法”关系三元结构。在这个三元结构中，“名”是“道”和“法”之间的媒介，“名”与“道”与“法”都有着特殊的关系。因此，不了解《经法》中的“道”，就无法真正把握《经法》中的“名”的意含。不了解《经法》中的“名”，就无法真正把握《经法》中的“法”的意含。就《经法》的思想背景而言，它既受到道家和法家的影响，显然也受到过战国中晩期盛行的名思想的影响（注意：不是“名家”思想。之所以称“名思想”，而非“名家思想”，是因为笔者认为战国秦汉存在两种“名家”，一种是政治学意义上的，一种是逻辑学意义上的。现在一般意义上的“名家”多指后者，而其实前者影响更大）[1]。对《经法》思想的研究，成为笔者对中国古代尤其是先秦秦汉时期“名”的思想发生兴趣并展开研究的契机。笔者发现，可以推定为战国中晩期及秦汉时期形成的具有道家、法家色彩的著述中，“名”、“法”往往是同时出现的相互对应的两个概念。所以这不是仅见于《经法》的孤立的现象，它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思潮。“名”、“法”两者间必然有着逻辑上的某种对应关系，如果能掲示产生这种特殊关系的思想史根源，那么对中国古代思想史尤其是法思想史的研究一定具有重要意义。关于中国古代法思想的研究虽然很多，但很少以“名”思想研究为前奏或切入口。因此，某种程度上可以这样说，要研究中国古代的法思想，同时有必要研究与其密切相关的“名”思想。从“名”思想研究出发，或许是解析中国古代“法”之特性的一条有效途径。
　　然而，值得研究的课题并不局限于“名”与“法”的关系，随着研究的深入，笔者发现，先秦秦汉时期
几乎任何一家思想都谈“名”，都重“名”。不光所谓的名家，还有儒家、墨家、道家、法家乃至兵家、阴阳家都对“名”有着独特的理解，都将其纳入到其学说中，成为讨论的重要课题之一。因此，作为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的思想史课题。不光是法思想，对其他思想流派的研究来说，“名”的研究同样是重要的切入口。为什么各家都会重“名”，他们对“名”有着怎样的表述，“名”在他们的思想脉络中有着怎样的地位和价值。到了汉代以后，关于“名”的论述为何越来越少，到了三国魏晋，“名”思想为何又突然复兴。这些，都足以构成研究课题。这项研究不仅有着广泛的发展空间，也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
　　然而，一旦以“名”为课题展开研究，试图为之定义或分类，就会发现，这是一件极难做到的事情。“名”是一个意含极其丰富的概念，在先秦秦汉时期，由“名”所构成的词语或概念，因各家对“名”理解的不同而呈现出复杂的面貌。除了专门以“名”为研究对象的名家外，其余各家也都各有表述，如王琯所言“惟当时诸子之言正名，有兼有专。兼者，如管子韩非以法家谈名，荀子以儒家谈名，墨子以墨家谈名，尸子吕子以杂家谈名。在其学说全部只占一域，或为所标主义之一种基念，或以论旨旁衍与名相通。”[2]（其实《管子·枢言》也有名的分类。“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