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欧阳修与北宋诗文革新.doc

: .
第二章 欧阳修与北宋诗文革新
经过七八十年的涵育，北宋王朝在仁宗朝前期呈现出新的气象 , 但也因无节 制推恩荫补， 以及官员***腐化等与专制统治相孪生的痼疾， 也给北宋王朝带来 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因此，自真宗朝后期开始，如何巩固政权，兴利革弊，作为 朝廷必须要面对和解决的政治课题， 就摆在了士人面前。 这对以儒学为基本知识 构成的官僚和士人提出了严峻挑战。 在这一历史时期， 如何深探儒学精义， 使之 能够立定根基而不为佛教摇动，并进而笼系人心、激扬士大夫气节为政权服务， 就成为仁宗朝政治现实对儒学之士提出的迫切要求。 可以说，复兴儒学的学术指 向与兴利革弊的政治需求， 就历史性地落到了科举入仕的新兴官僚阶层身上， 政 治关注的焦点问题必然转移到重建士人气节上来。 于是，以回归儒学道统为号召 而重在塑造士人气节的政治诉求，就成为有识之士的政治主张和文化建设指向。 可以说，仁宗朝前期的历史境遇，为宋代文学风气的转变提供了历史需求。
第一节 欧阳修诗文革新的前因后果
欧阳修，字永叔，号醉翁，晚年又号六一居士，江西庐陵人。于天圣八年（1030） 中进士，次年到洛阳任钱惟演幕下的留守推官，结识了尹洙、梅尧臣等人，相互 切磋诗文。一生勇于言事，风骨凛然，颇有政治建树，晚年官至参知政事。 65 岁致仕，定居颍州，次年病死。欧阳修博学多才，兼有名臣、文学家两重身份， 对宋代诗文产生了重大影响。
《宋史》论及宋代之“文”的演变： “国初，杨亿、刘筠犹袭唐人声律之体， 柳开、穆修志欲变古而力弗逮。庐陵欧阳修出，以古文倡，临川王安石、眉山苏 轼、南丰曾巩起而和之，宋文日趋于古矣。 ”在诗歌方面 ，正是欧阳修以独到的 诗歌主张及创作实绩， 并得梅尧臣、 苏舜钦为羽翼相号召， 宋诗初步具有了独立 的面目。而在 词体的发展上 ，欧阳修继承了当时流行的南唐、 西蜀一派婉媚旖旎、 流丽疏隽的词风而有所发展， 具有婉媚清丽与豪放跌宕两种不同风格的词风， 进 而影响到后来的词人， 成为有宋一代基本的词体范式； 在散文方面 ，欧阳修推崇 韩愈而有新变， 丰约有度而又曲折自然， 感慨生神而含蕴丰富， 其中含有丰富的 人文意趣与践道崇德的政治伦理内容， 成为宋代基本的文章范式而溉育百代。 欧 阳修于文学众体兼善， 特别是他主张以儒学之道为文学之本， 这又使他的文学创 作充满了内在的力量。 欧阳修以其深邃的诗文主张和杰出的创作成就， 成为宋型 文化的杰出代表。
历史为之提供的际遇和条件，是他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在欧阳修之前，宋 初七八十年的时间里，已经有一些作家在努力探索建设具有时代面目的文化类 型，但是并没有产生足以改变当时文风的影响。 如王禹偁即遍学先秦、 六朝及唐 诸多名家，杨亿作诗以李商隐为旨归，多用典故，繁缛雅丽，为时所称。寇准等 晚唐体作家，则取法贾岛、姚合，注重锻炼，取景山林，渲染野逸之趣。整体来 看，宋初七八十年，代表性作家以学****白居易、李商隐、贾岛姚合等人为主，其 主流的诗风都以 “吟咏性情” 为旨归。除此之外的另外一些作家， 如张咏、梅询、 胡则、李昉、李至、吴淑等人，其创作基本上也是沿着宋初三体所标示的道路前 进。
宋初三体在发展中的某些不足和偏差，已经越来越影响到诗歌的健康发展。 尤其是，以宋初三体为代表的时文， 脱离了当时社会政治的需要， 其审美趣味和 审美倾向与时代风气产生了较大距离。 因此， 到了仁宗朝前期， 有识之士掀起了 对时文的革弊图新思潮。范仲淹早在天圣三年（ 1025 年）就提及改革文风的主 张：“臣闻国之文章，应于风化；风化厚薄，见乎文章。 ,, 故文章之薄，则为 君子之忧，风化其坏，则为来者之资。 ,, 可敦谕词臣，兴复古道，更延博雅之 士，布于台阁，以救斯文之薄而厚其风化也。 ,, 文武之道相济而行，不可斯须 而去焉。”（《奏上时务书》）最能够反映仁宗朝士人兴起革弊图新思潮而持有激烈 反对时文态度的， 要算是石介， 他对西昆体及其代表作家杨亿的批评， 反映出时 人急于革新文风的愿望： “杨亿之穷研极态，缀风月，弄花草，***巧侈丽，浮华 纂组，其为怪大矣！”（《怪说上》此文为石介中举后所作，则应该成文于天圣九 年（ 1031 年）之后。这表明，由范仲淹等倡导的诗文革弊的思潮，呈现出越来 越深入的走向。可见，仁宗朝于天圣七年（ 1029年）、明道二年（ 1033年）两次 下诏申诫时文浮华，绝不是偶然的现象。
由此而言，在仁宗朝前期，士人急于改革文风的深层动因，可能含有非常复 杂的背景。同时也说明，仁宗朝伊始， 朝廷内外包括官僚和士人对真宗朝政治的 反思，特别是对其弊政如迎天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