冼恒汉自述《风雨八十载》节选-word资料(精).doc

冼恒汉自述: 《风雨八十载》节选冼恒汉( 1911-1992 ) 广西田阳县人。壮族。一九二九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一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 任八路军一二○师教导团政治委员, 解放战争时期, 第一野战军一军副政治委员, 七军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高级步兵学校政治委员, 西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主任, 兰州军区政治委员、第二政治委员、第一政治委员, 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是中国共产党第九、十届中央委员。“文革”中, 主政甘肃, 一九七七年被免职, 隔离审查, 后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 一九九二年在兰州病逝。十年文革第一章官罢西山这总是一段历史吧从 1936 年长征到达陕北,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一直在西北工作,从没有离开过这片贫瘠、荒凉而又质朴、纯真的土地。对自己亲手参加解放的这块土地,我心里一直有一份特殊的感情,有一种扯不开的眷恋。解放以后虽然也有几次调动工作的机会,但我还是选择了留在兰州军区工作。当然,这一方面是服从组织上最后的权衡考虑,另一方面彭总在解放大西北的征途中对我们发出的肺腑之言无时不在我的耳边回想。那还是兰州战役刚刚结束,枪炮声都还没有停息,彭总浑身征尘,布满血丝的疲惫的双眼放射出兴奋的光彩。他说: “我们就要以最快的速度解放大西北了。西北有多大的一块地方啊,但人烟稀少,荒凉贫困……,同志们,大姑娘连遮羞布也没有的时代,应该结束了。解放大西北,建设大西北,这是我们所有在座同志义不容辞的任务!”这些话跟了我一辈子。尤其是 58 年我响应军委号召下连队当兵体验生活时驻地群众生活的艰辛、 62 年浮夸风甘肃死了那么多人、 66 年上半年我在天水农村搞社教时当地老百姓的贫困,这些事实总叫我觉得我们作为党和军队的干部愧对解放这么多年的西北人民。所以几十年来我总想着为西北做些什么事,这实实在在是我在西北工作的由衷。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如果不是十年“支左”,我想我的后半生也许是顺理成章地盖棺定论了。但是“文革”使我们这些奉命“支左”并被历史推向“文革”大混乱中第一批站出来主持工作的人,都不可避免地成为了有争议的人。十几年来,尽管我为顾全大局保持沉默,尽管我为了协助组织上搞清问题而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写材料,向上级申诉反映情况,但问题一直没有解决。我经过多次考虑,觉得就我个人来讲,事情已经过去十多年了,我作为一个受党培养教育考验六十多年的老党员、老红军战士,为了党和革命事业的需要,任何委屈我个人都可以承受。但是,当我看到听到由于我的问题而使得在兰州军区和甘肃省工作了多年的一批老西北干部和他们的家属子女受到株连,至今还抬不起头,不被信任,蒙受冤屈,甚至仍然背着所谓“冼家帮”等政治包袱,我实在于心不安,总觉得这是个事情,而且又是因为我的问题造成的,所以更觉得有必要如实地向中央反映,请求中央能对我的问题重新审查,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和处理,以使其他同志的问题也随之得到解决。我已经是将近八十岁的人了,有着很严重的心脏病,风烛残年,日薄西山了。我从六十多岁等到现在,不可能再等一个十几年了。考虑再三,觉得有些东西还是应该写出来,一吐为快。当然,我只是讲事实,况且这是我的私人回忆录,并不打算公开发表。这是一段历史,等我们这些人都去见马克思了,也就无从考证了。写在纸上,记录下来,或许将来有一天,在不影响党和国家大局的前提下,如果有人有兴趣研究这段历史的话,那么可以供他们去判断、去分析,总是个依据吧。至于孰是孰非,还是让历史去裁决吧! 乌纱帽扔在了西山 1977 年6 月,中央办公厅通知我和韩先楚、肖华、宋平一起去“谈一谈”,我认为又是去接受什么任务,回来传达照办就是了,因此毫无思想准备。后来知道,这实际上是“四人帮”被打倒后中央开始解决省级领导班子问题的序幕,甘肃和安徽当时是首当其冲的两个省。 6月7 日、 8 日和 9 日连续三个晚上,中央政治局在西山开会,主要围绕兰州铁路局问题展开对我的批评。参加会议的有: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陈锡联、纪登奎、苏震华,加上我、韩先楚、肖华与宋平。 6月7 日的会议一开始,就宣布我被正式免去兰州军区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甘肃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的职务,理由是:“运动的发展同中央的要求还有很大的距离, ……运动还有很大阻力,广大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受到压抑。……在铁路系统,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另搞一套,使兰州铁路局一度瘫痪,严重影响了西北几个省区的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和人民生活。……”(摘自 1977 年6月 16日中共甘肃省委办公厅“传达华主席、叶副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关于解决甘肃省委领导问题的指示要点”) 6月9 日晚,中央再次召开会议,一是听取我的检查,二是中央领导同志的发言讲话。参加会议的领导同志都讲了话,根据我的记录,大致要点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