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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时期儒家文学观重建刍议
聂 永 华
由先秦儒家发轫诗教说，经过汉儒从时代政治角度胶着考释诗意发展，产生了风雅正变政治文学观。这么在使文学保持对社会生活热忱同时，也使作为人类心理——情感表现审美发明被扭变成了国家治乱兴衰“晴雨表”。因为中国古代社会结构和思想体系稳定性，这种政治和文学敏感对应“审音知政”文学观就成了考察文学恒久不变视角，历代统治者无不借用这副古老盔甲作为经邦治国思想武器，把文学纳入其思想体系之中。唐初统治者亦不例外。在贞观时期为了“多识前古，贻鉴未来”注释：
[1] 高祖下诏语，见《旧唐书》卷七三《令狐德棻传》。
而修撰一批近代史书总体框架中[2] 据《唐会要》卷三十六“修撰”条，官修近代史始议于武德四年，第二年下诏实施，然而“绵历数载，竟不就而罢”；贞观三年，“于中书省置秘书内省，以修五代史”，贞观十年前后，基础告峻。关键有《梁书》、《陈书》（姚思廉），《北齐书》（李百药），《周书》（令狐德棻），《隋书》（魏征）《南史》、《北史》（李延寿），《晋书》（房玄龄、褚遂良等）。
，文学是其中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在相关传论中比较系统地评述了从远古到陈隋文学演变史。她们在对崇圣尚质儒家文学观和相关教化政治文学观自觉认同中，对近代文学（按：指魏晋南北朝文学，下同）尤其是“宫体诗”兴起以来文学现象展开了异口同声批判，在此基础上发表了她们对未来文学宏观构想。贞观时期这场声势浩大儒家文学观重建运动，以其主动性和不足，对贞观宫廷诗风生成产生影响。
一
汉儒开创“风雅正变”诗教观，即使标举颂美和乐之“正声”和怨刺哀思之“变声”，但显然是以“乐而不***，哀而不伤”[3] 《论语·八佾》。
温柔敦厚标准为祈向，安乐中和因和太平治世相取系而得到了尤其推崇，所以，文学也就成了“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移风俗”（《毛诗序》）工具，并由此建立起一整套有明确价值标准批评话语系统。然而东汉以来连续动乱，魏晋玄学勃兴,儒家文学观受到了冲击，“诗缘情”[4] 陆机《文赋》：“诗缘情而绮靡。”
审美文学观更是对“诗言志”功利文学观有力挑战，文学走上了表示个人情志轨道。文学观念更新引发了艺术文化形态嬗变，文学审美特质得以空前张扬。然而，南朝后期
“宫体诗”***亵卑弱格调，使诗歌情性发抒走入了歧途；“赏好异情而意制相诡”[5] [43]《宋书》卷六十七《谢灵运传论》。
“新变”，又使艺术表现朝着文浮于质乃至以文灭质方向发展。所以，从历史和逻辑来看，随之而来反拔全部是势所肯定。刚刚一统南北贞观君臣，在着手新王朝礼乐建设时，文学观念重建也理所当然摆上了议事日程，她们以高度理性自觉进行着儒家文学观重建，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儒家文学观宣传运动。
长久以来，学界流行一个见解，认为唐初统治者在文化上采取了宽松灵活态度，儒、道、释三教并行。实际上贞观时期大致上是儒风盛行，活跃开放不足。唐太宗李世民对佛教表面上似乎也算热心，如建寺院，度僧众，设斋饭僧等，然而其“所修功德，多别有用心”[6] 汤用彤《隋唐佛教势力之消长》，载《隋唐佛教论稿》，中华书局1983年版。
，实际上则一直采取抑制政策[7] 高祖武德九年曾有抑佛之举，太宗曾两度颁诏抑制佛教，对以佛非儒之徒绳之以法，甚至处以极刑，对崇佛大臣给予廷辱和非难，在总结前代兴亡教训时，把造成“子孙覆亡而不暇，社稷俄顷而为墟”原因归咎于统治者“穷心于释氏”、“锐意于法门”。参赵克尧、许道勋著《唐太宗传》第十五章，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10月版。
；在因“宗承柱下”而上演“崇道尊祖”政治闹剧中亦不过是以儒说道。在贞观君臣心目中，儒家思想才是经邦立国指导思想，是创业守成、作训垂范精神支柱。她们“解戎衣而开学校，饰贲帛而礼儒生。”[8] 《旧唐书》卷一百九十《文苑传上》。
，对儒家思想提倡不仅不遗余力，而且采取了一系列切实方法，成了她们常常性活动，《旧唐书·儒学传上》云：
贞观二年，停以周公为先圣，始立孔子庙于国学[9] 据《旧唐书》卷一百八十九《儒学上》，武德二年，令于国子学立周公、孔子庙各一所，四时致祭；武德七年以周公为先圣，孔子配享，九年，封孔子后代为褒圣公。
，以宣父为先圣， 颜子为先师，大征天下儒士，认为学官。（太宗）数幸国学，令祭酒、博士讲论，毕，赐以束帛，学生能通一大经已上，咸得署吏，又于国学增筑学舍一千二百间，太学、四门博士亦增置生员……有能通经者，听之贡举。是时四方儒士，多理想典籍，云会京师。……鼓箧而升讲筵者，八千余人，济济洋洋焉。儒学之盛，古昔未之有也。
由这段史料能够想见当年崇儒热情之高涨。这些政策方法实施，从制度上确保了儒学成为凌驾于诸说之上思想权威；“筑学堂”、“增生员”诸举措，奠定了儒学复兴物质基础；
“置吏”、“贡举”世俗利益，意在诱导广大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