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对陈寅恪“以诗证史”的批评资料.docx

钱钟书对陈寅恪“以诗证史”的批评
一胡晓明先生在《陈寅恪与钱钟书：一个隐含的诗学范
式之争》一文中曾指出钱钟书和陈寅恪代表两种不同的研究范
式。简而言之，陈注重诗歌的背景和历史学意义，而钱钟书注重
诗歌的纯美学价值。在1958年出版试图证明男女饮酒作乐之事在唐代是可能的，因此，这里的考证和上面
一样，又涉及对古代文化风俗的研究。陈寅恪认为，首先，白居易并没有进入琵琶女的船舱，而是“移船相近邀相见”，即让自己乘坐的船靠近琵琶女的船，再把对方请到自己的客船上，如此,才可能“添酒回灯重开宴”。第二，在逻辑问题以外的是“礼法”问题，即陌生男女的接近上，陈寅恪指出，因为洪迈的疑问已经涉及到中国社会风俗的变迁，“故不能不置一言”。他认为,
唐代风俗和洪迈所处的风俗并不相同，更为开放。更重要的是，对茶商来说，娶来歌女不过是做一个“寻常的外室”，“其关系
本在可离可合之间”，是一种“同居”而不是婚姻。陈寅恪进一步指出，这种轻贱地位低下的女子的风****在唐代士大夫之间非
常普遍，而经过科举考试晋身的士大夫阶级，也“放荡而不拘守礼法”。二
诗歌是否完全不可能佐证历史？在钱钟书自己的《宋诗选注》中，选录了范成大《四时田园杂兴》，在对“三旬蚕忌闭门
中，邻曲都无步往踪”的脚注里，钱钟书也提到江南农家养蚕时
节忌讳陌生人进门，还引了其他提及同样现象的诗歌做旁证。从
史学研究的角度说，假如关注古代技术和民俗，这些诗词未尝不
可作为史料，因为这里并未都“深挖事物的隐藏的本质，曲传人
物的未吐露的心理”，只是如实记录了当时的一种现象，一种钱
钟书也认定为真实的现象。假如诗歌因为其审美的终极特性仍然
不足以证明养蚕的相关风俗，史学家也必定会参考各种笔记方志
进行研究。可以说，钱钟书对既抒情又写实的诗歌《四
时田园杂兴》的注释和陈寅恪的考证本质上并无不同，虽然钱氏
远未着力于此，还试图加以否定。当钱钟书在评论“历史考据”
和它的“谨严”的时候，似乎也没有意识到，虽然“文学创作的
真实不等于历史考订的真实”，但历史的阐释和洞察力，也绝不
简单地等同于考订。历史学，尤其是现代历史学并不仅仅是在做
“考据”和事实的无谓堆砌，而是需要以“史识”和“史才”提
出阐释，必须追究“所以然”的，而“考据”仅仅是阐释的初步
工夫和手段。
钱钟书诗论的一个重要主题，正在于绝对突出诗歌的情感特
质及其美学主体价值。他在《毛诗正义?一?诗谱序》中认为，古
人以诗为言志的载体是“未尽底蕴”，而“底蕴”就是情感，艺
术是情感的升华：“夫‘长歌当哭’，而歌非哭也，哭者情感之
天然发泄，而歌者情感之艺术表现也”。因此，钱钟书尤其反对清代经学家的诗学。以考据解诗在钱钟书看来多为“迂阔”的
“曲为之解”。他批判戴震是“经生不通艺事”，?J为钱大昕
《廿二史考异》“泥华词为质言”。在《毛诗正义?一一?行露》
节中，钱钟书又强调“虚拟之词”不应该用作实际的证据，不仅
如此，“诗之情味每与敷藻立喻之合乎事理成反比例”。极而言
之，诗歌越是富于情感，就越背离逻辑。在这个理路中，的确不
难理解钱钟书对于学者把古诗作为历史考证的材料的做法是非
常反感的，而他所针对的是，整个考据学派“逐事责之于实”的
学术方法对艺术审美的侵蚀，同时也希望以此矫正中国清代以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