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师大学堂.doc

□钱耕森一百年前的 1898 年9月 21日( 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六日), 慈禧太后伙同其顽固派,一举***了维新派的变法运动,此即“戊戌政变”。经此国变之后, 光绪遭到幽囚, 维新派或出逃, 或被治罪。慈禧进行了全面复辟, 把变法的所有新政统统废除。但是, 她却保留了新政中正在艰难筹建的京师大学堂。当时在天津出版的《国闻报》曾记载说道: “戊戌政变”后的“北京尘天粪地之中,所留一线光明,独有大学堂而已。”(转引自朱有王献编: 《中国近代学制史》,下册,第 649 页。)京师大学堂成为“戊戌政变”后唯一幸存者。这一极不寻常的现象,非常令人费解。于是,就有人去探索,去求解, 并提出不少论点。其中最为流行的说法是, 由于京师大学堂的创办早于“戊戌变法”。例如, 1987 年,罗筠筠先生就说道: “光绪二十四年( 1898 年) 9月 21 日,顽固派发动政变,光绪被囚,变法失败,维新派的改革措施几乎全被废除,唯有京师大学堂因‘萌芽早,得不废’,命孙家鼐继续负责筹办, 但教学方针和内容都发了很大变化。学堂规模也大大缩小了……。”这是罗先生特为纪念北大 90 周年而写的《教育改革乃强国之本———京师大学堂创办人、大学士孙家鼐》一文中的论点。(中国文化书院编: 《北大校长与中国文化》,三联书店 1988 年版, 第 1- 12页。) 可见,罗先生对京师大学堂之所以成为“戊戌政变”的唯一幸存者的原因,明确采取了京师大学堂早于“戊戌变法”之说。在这里, 罗先生对其所引证的论据“萌芽早,得不废”,未作交待。不过,后来倒有人说明了京师大学堂是比“戊戌变法”的 1898 年还要早三年的 1895 年的产物。今年, 郝平先生为纪念北大百年而特地撰著了一本有关京师大学堂的专著。他在其中强调说道: “笔者在研究京师大学堂的创办经过时,将大量的历史资料进行分析和研究, 终于找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这就是: 严格地说, 京师大学堂并非像人们普遍认为的那样, 是戊戌变法的产物, 而是甲午战争的产物。”接着,作者列举了三个论据。其一是,康有为于光绪二十一年( 1895 年) 9 月初八日所写的《公车上书》, “也迫使光绪皇帝下决心在中国创办一所新式大学堂”。其二与其三是,光绪皇帝于光绪二十二年( 1896 年) ,先任命孙家鼐为管理官书局大臣, (孙家鼐在《官书局奏定章程疏》中, 提出了“广教肄, 拟设学堂一所”的建议———引者注。) ,后批准李端关于创办京师大学堂的奏折。这些就“启动了创办京师大学堂的筹备工作。”作者又特别指出: “光绪的这一作法,一直得到慈禧太后的默许。”云云。于是,作者进一步得出结论: “正因为京师大学堂的筹办先于戊戌变法, 所以慈禧在废除戊戌变法中的一切改革措施之时, 才对京师大学堂网开一面,不但允许它继续存在,还始终关注它的每一步进展。”(以上均引自郝平著: 《北京大学创办史实考源》,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8 年 3 月版,第 148 页。) 可见, 郝先生对京师大学堂之所以成为政变的唯一幸存者的原因的说法,是和罗先生完全相同的。但是,这个说法虽不无道理,仍是值得怀疑,尚需再作推敲的。因为, 这条理由仅仅以时间的先后为立说, 而时间的先后在这里并不能直接反映出这一特殊现象的本质及其根源。尽管京师大学堂的“酝酿”确实早于“戊戌变法”的伊始,但是决不能就说它不是“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