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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石景山：承恩寺
承恩寺~~ (2013-10-11 15:47:57)
承恩寺位于北京石景山区模式口大街东部。创建于明正德年间（1506-1521）。占地约30亩。承恩寺共计四进院落。寺之东部自南而北，依传圣旨，号令天下，则真伪难辨，纷争四起，大明帝国形势危矣。
武宗生母张太后，密召首辅杨廷和，密议在孝宗近支血脉中物色嗣君入选，按照兄终弟及的皇位继承原则，选定已故兴献王朱祐杬世子、时年十四岁的朱厚熜嗣承大位。但朝中局势危机四伏，险象万端：新皇帝远在湖北安陆州，短时间内难以入京即位，江彬控制着京城禁卫部队，试图趁朝中无主之际发动政变。一时形成了“武宗存，则挟天子以令诸侯；武宗崩，则矫遗命以擅大宝”的危险局势。
张太后、杨廷和心急如焚，这两个实力派人物，一旦乱了方寸，朝廷内外必然刀兵相见，自相火并，太祖朱元璋创下的基业，将随之毁于一旦。但二人毕竟是久经风雨的人物，很快稳住了自己的情绪，草拟武宗遗诏，将忠于江彬的精锐之师，以去通州领赏的名义调离京城，又在宫内设下伏兵。
安排完这件大事，当务之急就是逮捕江彬。杨廷和谋划用皇太后的名义逮捕杀掉江彬，江彬也很警觉，他命亲信提高警惕，昼夜不得解甲，以防不测。又派亲信到内阁打探虚实。杨廷和故意麻痹他，江彬放松了警惕。温祥进宫，把除江彬的计划告诉太后。恰好坤宁宫要安兽吻，杨廷和假撰圣旨，宣江彬进宫，江彬不知是计，身着礼服而来。事情结束后，留江彬用饭，太后突然下诏收捕江彬。江彬急忙向西安门奔去，见大门紧闭，又奔向北安门。守门者对他说：“有旨留提督。”江彬气急败坏地说：“现在哪里还会有圣旨！”企图反抗，军士一拥而上，将其擒获。
在捉江彬这件事上，主谋当然是杨廷和。但是，如何让太后配合？派谁进宫才万无一失？这是事情成败的关键。在国家存亡的关键时刻，温祥立下大功
承恩寺第一代住持宗永，山东衮州人，成化十一年（1475年），宗永来到京师，礼大功德寺住持宣公为师。弘治四年（1491年）登坛授戒。弘治七年（1494年），宗永任宝藏寺住持。正德七年（1512年），承恩寺竣工在望，宗永做了一个奇怪的梦，他“独驾一舟，泛自东北，而溯西南，远瞰山前，岿然一古寺也”。承恩寺竣工之后，宗永“立擢僧录司左觉义佥押管事”兼承恩寺住持。嘉靖十八年（1539年）九月廿九日，七十六岁的宗永圆寂，葬承恩寺老塔院，即高井塔院。
故老相传，承恩寺有“三不”，即：“不受香火、不做道场、不开庙。”人们不禁要问：有此“三不”，寺庙经费从何而来？难道和尚喝西北风不成？其实，只要认真研读一下武宗给承恩寺的敕谕，不难找到答案。武宗在敕谕中，提到承恩寺、显德祠的庙产“三顷有馀，备祠中香火之费”，这且不算，“粮草随地起科，但免其一应杂泛差徭”，承恩寺有三顷多地，还享受国家优惠政策，维持寺内开销。问题不大。承恩寺的“三不”，还有另一个原因：明代的皇帝例如正德、万历游历或视察石景山时，在承恩寺驻跸，相当于皇帝的行宫。做为寺庙，“三不”不正常，但做为皇帝行宫，“三不”很正常。承恩寺“三不”，还有第三原因，王思任在《游西山诸名胜记》中透露，该寺住持僧是光宗皇帝朱常洛的替身僧。替皇上出家的寺庙，经费自有国家调拨，这是不言而喻的。以上是明代的情况。到了清代，承恩寺照例可以“三不”，礼王府在承恩寺附近有坟地，将承恩寺做为家庙，寺内费用自然由礼王府供给。当然，也不排除承恩寺是“特务机构”的可能性。承恩寺附近，曾出土锦衣卫百户、千户甚至指挥使的墓志铭，这难道是偶然的吗？
说到寺内现存的文物，最珍贵的莫过于壁画了。在天王殿内，至今完整保存着明代壁画。殿内东西两侧，分别绘有青、白、黄、绿四条巨龙，完全是按照中国的传统布局左青龙、右白龙、上黄龙、下緑龙画上去的。北墙上的北门两侧的两幅壁画，有出奇的内容和艺术水平，不可多得，值得大书特书。壁画的风格和法海寺如出一辙，虽然比法海寺晚70年，但一看就是明代中期的作品。这两幅壁画也是皇家画师所为，属于宫廷画派的，其手法讲究，出手不凡。人物的脸、手都画得极其规矩、漂亮，完全符合比例，一看就知道作者素描基本功极强，是受过严格训练的，其水平甚至达到了可以当作今人临摹范本的程度。
舒乙先生看过这两幅壁画，大加赞赏，他写道：“这两幅壁画的主题非同小可，和法海寺壁画大不相同。法海寺画的是神，而承恩寺画的是人。前者是宗教的，后者是世俗的。前者是天上的，后者是人间的。相比之下承恩寺壁画的人文价值显得尤为可贵。”两幅壁画描画的是“放生”和“放飞”的故事。舒乙先生接着写道：“我用手电筒照着慢慢看，发现画面上有不少有趣的细节，令人震撼：西面的壁画上左侧有一匹白马和一匹灰马，跳跃着向人群奔来，完全是无拘无束的，并没有戴嚼子和任何缰绳，最左边的侍女却牵着一头黄色鹿，走在两匹马的前头。皇后捧着一个大碗，碗呈黄色